马一浮作为“一代儒宗”虽然不像梁漱溟那样由于其著作和投身政治而声名卓著，而且还被一些熊十力的崇拜者认为没有培养出好弟子，但毕竟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前驱。1921年夏，28岁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夕，从北京去杭州拜望了年长自己十岁的马一浮，并“经马一浮先生的推荐，读其所赠宋儒杨慈湖、明儒罗近溪著作，开始在自己思想中，升高了儒学的位置”。八年后，“大病几死，誓愿尽力于先圣哲之学”的熊十力将其最重要的《新唯识论》的手稿托其学生送与马一浮请教和修改，并作序和帮助出版。此外，马一浮的影响不仅远远越出了儒学研究或学者的圈子，也超越现代中国的各个时代。他的学识文章在清末已有声名，辛亥革命后启蒙思想家陈独秀称他为“大儒”。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丰子恺所说的“书法界之泰斗”，对佛学的理解之精深也广受推崇，被称为“南马北汤（汤用彤）”。1940年他的诗出版后，西方哲学史家贺麟说他是“我国当今第一流诗人”。到了90年代初，共产主义者胡乔木则称其为“一代宗师”。《马一浮与现代中国》将马一浮置于20世纪的动荡背景中，对其生平、思想和诗歌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表现那贯穿于其中的“孤神独逸”的风格和灵魂。书中阐述了马一浮早年生活中对死亡的体验及永久的影响，留美期间对封建专制和软弱的民族性的批判，以及日后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书中尤其通过马一浮的人格和命运、与新儒学运动的关系以及儒学在大陆的沉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出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循环变迁的轨迹。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点，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为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方面则立即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从而约束君权，可为苦心孤诣唯天可知。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新儒家代表熊十力先生的主要著作之一。本书沿《十力语要》旧例，辑录书札、论文、杂文等数十篇，是了解熊十力学术思想及生平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基本上反映出抗战胜利之后，熊十力在北平、杭州、广州等地的学术思想与活动，其中主要是围绕《新唯识论》作出阐释和发挥。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国哲学的不同派别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高瑞泉在对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三种典型的哲学进路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在哲学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哲学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 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应当有开阔视野和开放心态。魏长宝认为，这种新哲学应该关注时代，有原创气质，是一种有话语独立权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学。其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和话语模式。其方法则是吸收古今中外的长处，植根于中国传统。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离不开对传统哲学的回顾。吴根友分析了荀子的“圣王观”。陈少明则对中国哲学中“忍”的内涵做了说明。 本书集众家所言，对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是一本较为有意义的论文集。

作为晚清享有盛名的湘籍学人王闿运，其经学，尤其是春秋学思想是晚清学术思想变迁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王氏遍注群经，成经书十九部（至今所发现的）。他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一生致力于经书笺释和经学教学，经学和政治是他的生命关怀。本文重点探讨王闿运春秋学思想。文章在对王氏经学著述稍作考释的前提下，以晚清学术流变和王氏生平为切入点，首先探讨了他对《春秋》及其“三传”的基本态度。然后，文章以王氏三部春秋学著作（《榖梁申义》、《春秋公羊传笺》、《春秋例表》）为中心，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其解经特色和思想倾向。最后，文章对王氏疏释《春秋》经、传的义理重心和主要春秋学思想进行了归纳、探讨及反思。

《中国思想学说史（共9册）》是由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张岂之先生主持编写的大型思想史丛书。全套书共六卷九册，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和明清卷，涵盖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学说的阐述和研究。各卷均由国内思想史学界的优秀学者主笔，由张岂之教授最后统稿、编定。该丛书在国内已有的中国思想史类著作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近年来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浓厚的时代气息。本丛书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以来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总结，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以思想学说为契入点，努力揭示思想意识产生的学术土壤，尝试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内容提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把中国思想史写成为真正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生长发育的历史；注意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力求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全套书结构严谨、史料丰富、文字可读性强，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丛书。

原始儒家以天道和人道为价值根据、以人和政治为思想主题、以政教相维为思维模式，构建起迥异于传统文化心性伦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在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制度性焦虑和个体生命的存在性焦虑话语中，彰显着其伦理政治理论的精神气质和基本性格。本书从原始儒家学说的角度去分析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冲击与历史传统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对经典儒家和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消解本身表达的是再明确不过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疏异、分离与断裂的历史间距意识。这种历史间距意识必然应承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导引认识主体达及现实的触角，致使历史相似性问题契合现实需求而富有双重性的历史借鉴意义：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一是作为系统的理论形式内在包含着的实践要求与现实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实践性意义关系。在前者，展现为面对生存困境或回应现实问题如何主动选择与积极应变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在后者，则需要使思想保持自身超越于现实的独立性，以便对现实的不合理性因素构成批判反思的挑战性实践关系，而不断地在建设性指导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显现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不仅仅归结为一个纯粹的文化干预和文化构建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选择的方法论问题。“现代以前的历史，社会进步是较为缓慢的，现实与历史差别不大，所以能察古知今。

《朱学论集》收入陈荣捷先生所写的朱子学论文，共收入论文15篇，如《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论朱子之仁说》、《朱子之（近思录）》、《朱陆通讯详述》等，都是他在1982年出版的重要论文，其立论高屋建瓴，分析深刻，资料丰富，对推进朱熹思想的理解，甚有助益；其中也充分体现了陈荣捷先生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的研究特色。

存斋随笔？诸葛公曰“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云云，余平生以此自勖，名吾坐卧之室曰存斋：随笔者何？平居观物返己，有时兴怀，则信手写出，初无预立之题目；写来不论长言与简说，而都无体系、无组织。随时随机所写，或不甚爱惜而毁去；或偶尔觉得颇有意思，甚至对于学术思想之研究不无可供参考处，于是汇集而名之曰《存斋随笔》。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融摄道释，要归于儒，而白成一家，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本书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作者以随笔为名，写来不论长言与简说，都无体系、无组织，随时随机而写。该书以新唯识论重释十二缘生，对于今日佛学思想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早期的求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朝廷或军队的仪式、典制、官职、法令及祭祀祖先等诸多场合所需要的规范、礼仪等制度方面。这些制度在当时被称为“礼”，孔子为能成为专门教授礼仪制度的“礼师”进行过刻苦的学习。后来，他作为鲁国的公费“留学生”被派往当时“礼”教水平最高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去学习。回国后，他被鲁国的君主任命为“史官”，学习了大量门类庞杂的知识和技能，渐渐以博学多识而成为当时的名人。遗憾的是，孔子到最后也未能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他作为杰出而优秀的“礼师”招揽了很多年轻人，将人生目标从达成个人政治理想转向为教育青年，并创建了孔子学园。弟子们将孔子与他们之间的对话及孔子的言行记录下来编订成书，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论语》。孔子教授的学问与其他“礼师”不同，不只局限于礼仪制度，还包括如何对待父母、对待君主、对待朋友，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如何求学，如何做学问等等。他不赞同以法治国的观点，而是提倡培养统治者以自身德行感化百姓、以仁德治理天下的思想。正是因为孔子学说的这些特点，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