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新理学。何以名为新理学？其理由有二点可说。就第一点说，照我们的看法，宋明以后底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就第二点说，我们以为理学即讲理之学。普通人常说某某人“讲理”，或某某人“不讲理”。我们此所说之讲理，与普通人所说之讲理，虽不必有种类上底不同，而却有深浅上底大分别。我们所说之理，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不论。我们现在只说：理学即是讲我们所说之理之学。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这几部书写于1938年到1946年间，其中《南渡集》结集于1946年，当时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而未果，1959年4月曾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三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刊行。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2种语言的译本出版。1949年后，冯友兰辞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曲折，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20世纪40年代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而冯友兰在撰写六书时，怀抱了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他把当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所谓“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1949年以后，冯友兰的“贞下起元”这一信念发展为“旧邦新命”的提法。“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强烈的现实意味；“旧邦新命”则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通观古今的历史感。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他在自序里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这几部书写于1938年到1946年间，其中《南渡集》结集于1946年，当时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而未果，1959年4月曾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三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刊行。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2种语言的译本出版。1949年后，冯友兰辞去清化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曲折，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胡适以“本是一家”论儒、道共源：“古传说里记载着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个传说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本无可疑后来孔老的分家，也丝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卞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 林语堂以“中庸”论儒、道之调和：“我们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因为人类生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天堂之间，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在一个前瞻的西洋人的心目中，初看起来也许很不满意，可是这依然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是最合于人情的哲学。”“我们大家部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 粱漱溟以“了解自己”论儒、道之共性：“道家与儒家，本是同样地要求了解自己，其分别处，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功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 闻一多以“偷”，“骗”论“儒道交融”：“他们本来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现代更可以合作了。……那便是说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曲吗？” 英人韦尔斯以“斗争”论儒、道之合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赞之曰：“我认为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

现象学是上个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一百年来，现象学的强劲势头一如既往，而且从哲学渗透到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从欧洲传布到美国，从西方播散到东方。现象学同样激发了中国学者和学生强烈而持久的兴趣。现象学与中国古老智慧的对话和融合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该书顺应了这一趋势，为广大学生和读者指明了初步了解现象学的门径。作为一种引人入胜却又相当技术性的哲学方法，现象学需要醇正的入门读物，而这本书就是一个良选。

三大漫画名家联袂推荐用漫画的形式重塑国学经典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方成弘扬传统文化，倡导真善美，追求正义和谐，培育生活智慧。　著名漫画大师　傅印堂滋养青少年的纯真心灵，启迪他们的求知欲望，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夏大川《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而成，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漫画心得》精选了论语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内容，归纳整理，分门别类，然后用一个又一个的幽默漫画故事加以阐述，突破传统的桎梏，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加工得新鲜有趣。

《漫画心得》重新梳理了《庄子》一书的内容，用幽默漫画的形式重塑《庄子》所表达的哲学思想。精心挑选《庄子》中与现实结合紧密，与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联的多个哲理故事，分门别类，重新归纳整理，最后又点出作者由读《庄子》故事而得到的深刻感悟。每个故事独立成篇，却又联系紧密。寓教于乐，深入浅出，可读可赏可保存性强。 赏读《庄子》经典寓言，聆听道家智者妙音，胡言乱语均是大道，嬉笑怒骂皆为正理。看破内心重重藩篱，静观人世纷繁芜杂。 本书由三大漫画名家联袂推荐，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庄子》中的故事，弘扬传统文化，倡导真心灵，追求正义和谐，培育生活智慧；滋养青少年的纯真心灵，启迪他们的求知欲望，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我国自古就是个重视典籍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偏爱，文字阅读成为一种超越日常心境的快乐，进而又能于此获取知识，通晓道义；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传统的偏爱，既然无法以单纯的记忆去保存和回溯传统，那么书籍自然便成为再现传统，认识传统的最佳载体。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四书五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南宋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用作小学教科书，并为它们作了注解，叫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由此得以流传。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多从《四书》中出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考生的必读书。《五经》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者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可见《四书五经》合刻本不会晚于明代。《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传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四书五经”成了金科玉律，儒家学者纷纷通过对其的笺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现象成为经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在这些经书及对其的诠释中，儒学的精神特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内圣外王”的理想诉求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从哲学角度看，儒家极度重视从宇宙本体说明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

《庄子今注今译》（上下）（最新修订版）是对《庄子》的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初版于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此次修订再版，采用横排简体字，并吸收了有关庄子研究的最新成果。一、本书所用《庄子》原文，为根据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本。郭庆藩《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集释》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王校又根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本书凡有增补或删改原文时，均于“注释”中说明。二、本书的“今译”依据“注释”，并参考目前已译成之中英文译本，为使译文畅晓与切近原意，别人译得好的语句我尽量采用。有许多地方与别人的译法不同，乃是出于我个人对《庄》文之解释观点所致。三、本书“注释”部分花费的时间最多，经常为了一个词字或一句话，查遍于古注而找不到恰当的解释。注解之外，还要顾到考证校勘，例如篇“其心忘”，今本误作“其心志”；“不以心损道”，“损”字今本缺坏为“捐”字，古人依误字作注，因而常附会其辞。“注释”部分，我前后易稿多次，起初用白话文解释，然而发觉今注容易把前人的见解混成了自己的意见。为了表明今注有所根据，于是在后面又附上前人的注解。这样除了达到解释原著难句的目的之外，还可把历代各家注《庄》的成绩列示出来。但有时要确定一个注解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还需做一番查证的工作，因为前人注书常互相因袭，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混在一起而不加说明。例如清代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时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抄录宣颖《南华经解》之处颇多。宣颖的注解简洁精到，很受近代人推崇，宣解中偶尔也可发现和林云铭《庄子因》注语相同处，进一步核对，可发现林宣之注受宋代林希逸《口义》影响很大，有时注文也直接引自《口义》。这样，要选注和标明出处，注释一段原文往往要花上许多时间，全书就这样牛步地工作了好几年才脱稿。四、《庄》书极为庞杂，而杂篇中尤为杂乱。为了明晰起见，将全书标上数字号码以分章次段落。五、本书注译时，除参考古今校注外，还参考英、日文和内地学者有关《庄子》的专述。本书的参考，只限于考据字义的解释，这是据于学术上的需要，不涉及政治思想问题。六、本书撰写期间，值严灵峰先生先后印出《庄子集成初编》与《庄子集成续编》（艺文印书馆发行），使本书在注释工作上得到许多的方便。书稿出版之前，复蒙严先生阅正，甚为感谢。罗其云同学帮忙校对，一并致谢。本书初版于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80年，在旅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从事研究期间，对旧版作了大幅度修订，并交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95年略作修订，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排。此次出版横排简体字本，我又对书中所引资料进行校勘修正，对白话翻译及注文作了润饰。方便读者起见，《庄子》原文仍保留繁体字，而白话翻译、注释等使用简体字。近年学术发展甚速，庄子研究方面屡有新见。闲暇当对全书再作彻底修订，以不负读者及同仁多年的厚爱。蒙杨德炎总经理支持，北京商务印书馆近年陆续出版了我的多种著述，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有关排印等各项事宜，获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等费心协助，一并感谢。陈鼓应2007年6月于北京海淀寓所

朱子门人满天下，依据陈荣捷先生的考订，共得488人。人数之众，虽二程门人与阳明门人，亦难比埒，孔子之后，卓然称首。《朱子门人》一书，此书无疑是朱子门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对朱子门人的人数构成、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学术贡献等详加考证研究，显示出他的朱子学研究的深厚功力。此一卓越著作之贡献与地位，衡之于世界汉学的朱子学研究，已居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