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日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集分上下编。上编收哲学论文。下编收为各刊物所作文之较少时间性者。友朋之论文书札，与吾文辩论有关者，列入附录，以期互有发明。攻玉之功，并此致谢。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冯友兰序于北平什刹海畔。

《庄子》虽然受到了海内外学术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但庄子其人距今已经二千多年，其文字奇诡古奥，今天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非穷心研读，难求其解。《心读》一书是王明强博士近几年来精心研读《庄子》的成果，该书以生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庄子的思想，故事性强，实乃读者了解《庄子》之津梁。

《易经》说的是阴与阳的思想产物。它源自男女不同的性别，是人类原始思想的产物。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中一切变化的现象。读易使人明了万事万物皆由基本的因子排列组合而成。这基本因子，便是阴阳。由这个角度看世界，便对世界有特定的解说。世界上的迷难道有可观的答案吗？万事万物难道有所谓真相么？关键是人的观察角度。《易经》的观察角度即是透过万物不同的表象看到其内在的共同因子，看到阴、阳因子运动、组合、搭配而形成万物。宋代大学者程颢诗中说“万物静观皆自得”便是这种境界了。《易经》解释事物，最关键的两点是象，即形象与数，即数字。用符号形象比拟外物，用数字运算推演表示十五的变化规律。这是中国式的科学。但是它的思路是不同于西方式的科学的。如果您说的科学指的是“有道理、符合真理”的意思，那么科学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科学这一种。中、西科学各有所长。

《中国哲学简史》（上下）（英汉对照）作者冯友兰，六十年前，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其英文讲稿整理后在美国出版。自英文原书问世以来，迄今以有法、意、西、南、捷、日、韩、中文等近十种译本出版。它已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中国人用英文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作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书，《中国哲学简史》（上下）（英汉对照）的最大特色是深入浅出，正如冯先生自言，“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学习英语的中国读者，具有英语四级水平即可对照中文读通英文，学会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学习汉语的外国读者。亦可依傍英文读懂中文，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蔡元培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梅贻琦这套《人文通识讲演录》在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策划下，已成功出版，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古代文学卷”、“现当代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学术人生卷”等八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这套讲演录的特点，首先是编辑理念明确。《论语？宪问》中，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装饰自己，显示给别人看。这套讲演录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力倡“为己之学”。它的目的是加强人的自身修养，培育人们的精神人格，塑造人们的心灵。第二，它是分卷出版，每卷一个主题，这是它与《大学人文启示录》和《在北大听讲座》等书最大的不同。譬如，“哲学卷”集中探讨了中西方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创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哲学以及全球伦理，使读者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思、有所悟，从而找回自己的精神依托与价值依凭；“古代文学卷”集中讨论了唐宋诗词、《红楼梦》以及其他古代小说名著，演讲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在读者而言，则是陶冶身心的最佳精神食粮；“现代文学卷”则探讨了文学与人生、现代文学与历史、中外文学的精神对接、鲁迅小说及鲁迅精神等，缤纷多彩，郁郁乎文哉；“历史卷”则从历史点滴探讨中华文明的源流与其精神内涵，处处使人体悟到读历史如同读人生，启发人们去追索、去发现、去选择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美学卷”从美育、艺术与审美、美学思想与美的精神等角度，给人一双审美的慧眼，从生活中去发现美，从心灵中去发现美；“文化卷”则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它们的各种形态与内涵，它们与我们现实人生的关系，使人在思考中追寻自己立身的根本；“学术人生卷”是名家学者谈自己的人生心得，名家学者是怎样成就他们自己的，他们身上究竟体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读来对人深有启发；“人文教育卷”则揭示了人文通识教育的主题，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我们如何去做这样的人，人文教育应如何做起，我们普通人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这些问题都可在本卷中找到理想的答案。虽然每一卷讲演都有它明确的主题，但这8卷讲演，一言以蔽之，就是养成人格、塑造心灵；一套讲演录在手，可饱览当代名家的演讲风采。第三，这套讲演录中的演讲者都是当今国内外第一流的华人名家学者，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和公共影响力之大，是国内至今所出版过的任何一套讲演录所不能比拟的，只要翻开目录，几乎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而通过他们的这些演讲，也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大家风范。第四，这套讲演录大部分演讲后面都配有“现场提问选摘”，名家学者与听众的现场交流，解答听众疑惑的问题，使人如临其境。

哲学本以智慧为其题中之义：自它诞生之时起，其思其辨便伴随着对智慧之境的绵绵追求。然而，近代以来，相应于“技”渐显而“道”渐隐的历史现象，智慧似乎呈现某种被遗忘的趋向。如何克服智慧的遗忘、回归智慧之源？这无疑是今天从事哲学思考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追寻智慧：中国哲学研究集粹》的内在意义：追寻智慧的理论意蕴，在于通过历史的回溯而走向智慧。全书汇集了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近年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多方面研究成果。

《中国哲学史新编（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分为哲学原创期的先秦百家哲学，哲学发展期的汉唐儒释道三教哲学，哲学造极期的宋元明清理学，哲学延续期的中西会通的近代哲学和融突创新的现代哲学，彰显了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整体过程和特色，回应了中国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度越了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史新编（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提出了中国哲学创新的三个标志，即核心话题的转换、人文语境的转变和诠释文本的转换。由先秦和道德之意、两汉的天人之际、魏晋的有无之辩，随人文语境的转变，体现了每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核心话题所依榜的诠释广西也由"五经"、《公羊春秋》、"三玄"、佛经到"四书"，最后落实到与时谐和垢和合学创新使命。

刘向不仅是一个经学家、目录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对天道与人道，对历史、社会政治以及人生问题的思考富于哲学智慧，有不少真知灼见，而且，刘向还是汉代哲学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对古文经学的兴起、讖纬之学的形成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刘向的哲学思想，挖掘它的智慧资源，给今人和后人以启发和借鉴，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刘向哲学思想研究》论述了刘向的时代、生平与著述、哲学思想、天人观与哲学思想、民本论与政治哲学，富民论与经济哲学、人性论与道德哲学以及刘向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等。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建国初期对唯心主义的四次批》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的哲学家卷，涵盖了中国建国初期哲学领域中唯心主义的主要研究和论争话题，内容有电影《武训传》、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相信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学术界对于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儒家义理之学存在着种种甚为相异的描述与解释，本论著之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关键词所反映的核心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清代乾嘉时期儒学的义理观问题。全书分七章，并附有乾嘉义理学者年表和主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分析的句库。第一章陈述此课题的主要文献，研究的意义，说明采用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的依据，并对全书的论述结构作简要提示。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气”“心”“性”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分析来把握儒学之义理观的理由，再比较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意义和在哲学观念上的意义，确定适用于五个关键词的共同的意义类型；接着选择用作统计对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库，并根据句库统计不同时代的文本中五个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分布频度。第三章展示根据句库所作之统计分析的部分成果。数据库显示的统计分析表明：以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确实建立了自己的新义理观，它既不同于“六经”、孔、孟，也不同于汉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结果。统计还表明，乾嘉时期汉学家主要的义理学著作体现的义理观也不尽相同。第四、第五、第六章将统计结果与文本分析对应，对戴震提出的新义理观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讨论戴震以后这种新义理观的某些变化，即：凌廷堪的“以礼代理”，阮元的性命说与仁论，以说明新义理观在乾嘉时期变化的内在逻辑。论证在戴震学术思想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戴震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同老、庄、释氏以及宋儒之间存在的性、欲之辨，由无欲、遂欲之辨而来的重行与重知之分辨，由于对性的看法的不同导致重学重礼与“复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而凌廷堪与戴震对于“性”与“心”的意义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别：二者皆是从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质论性，有时“性”字也表示人的仁义礼智之性；但戴震特别强调人性中的认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论述。戴震从心知之能来论心，而廷堪则就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恐惧好恶之情来说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为普遍规则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认知功能，将去蔽求知的对象即指向“实体实事”中的具体的理，以此达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定了礼后面的普遍之理及个殊之理，就只能把礼作为道德实践之中心，也就是“以礼代理”。阮元对于“心”的了解是对戴震、凌廷堪的一种折衷：他对心的悦理义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时也从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七情说心，因此，主张用礼治心。阮元与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质论性，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时有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五性的说法；同时，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为礼后面的形上价值的地位，也不主张普遍的天理和气的宇宙论；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为 “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际关系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价值；这是对廷堪礼意论的一个补充，使得“以礼代理”的理论下的仁与礼的关系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第七章论述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是只为学术而学术。最后从戴震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由于全书的分析是建立在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核心观念的不同的意义类型在从儒家经传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余种儒学的代表性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的计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统计是本研究的经验基础，故将例句分析作为全书附录，它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