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产生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著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学术论著。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任国相，秦始皇年幼继位，由他主政，被尊为仲父。吕不韦历来被看做是一位杂家，他编著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同时为未来的统一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和治国蓝本。《青少年快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系：吕氏春秋（最新图文普及版）》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军事等重要领域，兼采道、儒、阴阳、法、墨、兵等各家，在结构上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本《吕氏春秋》为简约本，以青年朋友及初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从注释到原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我们相信，《青少年快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系：吕氏春秋（最新图文普及版）》的问世对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当代青少年朋友的文化素质，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重要的一支，其思想是构成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因素，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因而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很有意义。 法家按地域可分为齐、晋两支。齐法家的代表是《管子》，晋法家的代表是《商君书》和《韩非子》。虽都名为法家，但其取舍却大异其趣。《管子》和《商君书》、《韩非子》有作为法家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因而有比较研究的可能和必要。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既注意齐、晋法家宏观方面的不同，也不放过细微之处，力求对二者的比较细致、深入、周详。

这本《朱熹解易》，主要阐释朱熹的《周易本义》经文、《彖传》、《象传》及其注解。本拟将《周易本义》的易传部分含《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及朱熹的《易学启蒙》等一并推出，由于时间关系和本人的工作关系，尚未完成，且将其待后出版。《朱熹解易》的原典——《周易本义》，明清两代为科考的必修课本，从中可以看出它确有精深之处。朱熹以义理为主，以义理、象数两相参与，既切占筮之用，又阐发《易》理深蕴，端正了历代“象数派”与“义理派”各执一端的正宗学说。平心而论，自汉以下，以“象数”解《易》有拘泥于卦象之偏，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经》的大义有支离破碎之状。朱熹一改旧习，独树新帜，视玄理之说虽有所偏颇，但亦非尽弃象数，而是将义理与象数综合起来，其宗旨在于探求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的经义有条不紊。将两派学说互为致用，使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如此，以“象数”与“义理”相互参用，才能明辨《易经》主旨。本书“释义”部分共有964条，虽然参考了很多注《易》者的观点，重点是在朱熹注译之下进行发挥、阐述，毕竟有些地方本人理解不到位，写得比较粗糙，但重点还是从做人做事的心态入手，根据《易经》原文的含义，根据朱熹的解释进行发挥，尽可能地不失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态。也就是说，要做个好人，必须有一个做好人的心态，不违天时、不违地时、不违人时，抱着“与天地准”的大原则，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该做的事，做到自己满意，大众满意，社会满意。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和谐资料的汇编，也是学术界首次进行的这方面工作。所收资料上起先秦，下到清代。涉及的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其一是人与人的和谐，其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三是人的心灵的和谐，其四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约四百余条资料，每条资料都新列了一个标题。对每条资料，首先是列出原文，然后作简要注释，再作翻译。对个别通俗易懂的资料，省去了译文。此书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的和谐思想，对于考察传统和谐思想的源头与流变，对于我们建设当代和谐社会，是有所帮助的。

《庄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怪书，以广博知识、精辟见解和优美文笔而流传千古。 《名家讲解》，是作者潜心研究庄子二十余年的结晶。在对道家哲学和庄子哲学的深入研究及准确把握其精髓的基础上，采用通行的版本，原文准确完整，注释简明，译文浅显晓畅，讲解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是人们学习和理解庄子思想的入门书。

墨子（公元前470一前381年），姓墨，名翟，鲁国人（或说来国人），曾仕于宋，为大夫，游历各诸侯国，宣传其学说。《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为儒者出身，后来在思想理论上与儒家分庭抗礼，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学说在《墨子》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该书由墨子的弟子根据墨子的言论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一书有七十一篇，但现存只有五十三篇。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开头的《亲士》、《修身》、《所染》等七篇，内容不相关联，体例不一致；第二类《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等十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墨子思想的精髓；第三类《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十篇，内容广泛，涉及到逻辑、伦理、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力学、光学等多种学科，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第四类《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五篇，多为墨子行踪及语录；第五类《备城门》等十一篇，是关于防守等兵术策略的。墨子所处的时代，群雄蜂起，百家争鸣，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极渴望安定太平的生活环境。而墨子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生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战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墨子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实行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墨子一方面借助上帝鬼神的威慑力量提出了“天志”、“明鬼”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是提出了“非命”说。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因而应“节用”、“节葬”，杜绝奢侈，励行节约。墨家学派的宗旨是兼爱非攻，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实现大同。事实上，《墨子》一书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哲学、伦理、逻辑学等各个方面，成为当时与儒家学说分庭抗礼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战国初期墨家学说的兴盛甚至大有超过儒学之势，以至于孟子惊呼“墨翟之言盈天下”，苟子也不无悲伤地说：“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墨家学说的异军突起，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儒家所没有提出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诸侯、尚贤能、等贵贱以及以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法”、“术”思想，从而引起了当时上自君主下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反对贪得无厌的掠夺战争和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更是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声。长期以来，在儒学一统、专制集权及建国后极“左”思潮影响下，墨子的思想一直受到冷遇，这与墨子曾为显学和它的思想的价值是极不相符的。1997年，中国书店出版了费孝通。任继愈、张岱年、蔡尚思等人主编的“墨子与当今世界丛书（共十本）”，从墨学与思维方式、与新文化建设、与新伦理道德，与当代政治、教育、现代科技，与世界和平，与当代价值、经济、军事等十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墨学的现代实用性。蔡尚思先生甚至认为：“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超过任何一家一派。”这绝不是夸饰之辞。墨子的反宗法血缘、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强调人力否定天命、强调发展经济节省不必要的浪费、主张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科学的贡献等在我们今天尤其亟需得到重新发掘和重视。

《老子》亦名《道德经》，是老子生态哲学，道家经典著作，共八十一章五千言。本书对原著通译，用两种字体编排，便于言文对照；每章标明旨趣，并围绕旨趣进行解说，多引用中外史料、寓言、故事等，使难于理解的问题通俗易懂；同时，著者试图结合现代科学发展有关宇宙、生态、思维科学新成就、新思维、新方法，揭示《道德经》的深刻内涵；最后加以综合评述，理清老子哲学的基本构架、脉络和源流，归纳出《老子道德经三字文》，让读者把握要领。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语录。它集中了儒家思想中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经典内容。一位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中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经典启蒙诵读丛书：论语》从《论语》中精选了适合今天的少年儿童学习的经典语录，并配以精美的诵读光盘一张，奉献给广大的家长和小读者。让诵读经典成为儿童受益终生的乐趣和习惯吧！

《易经》应指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经，而不应包括战国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但是，在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如《庄子》、《苟子》在称“易”时包括了《周易》和《易传》。尤其是西汉，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合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本书书名为《易经》，内容既包含了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又包含了直接对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进行解释的《文言》、《彖》和《象》，另将《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附录于后。

本书从“道成肉身与道法天命”、“信仰与理解”、“法律与信仰”三个方面，对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儒家礼法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的信仰基础。接着界定了儒家思想中礼义与礼仪；分析了礼义与礼仪的含义与社会作用并以现代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属性为视角，对儒家思想中的“礼”与“刊”进行了解读。又以“善良”为线索，针对社会治理模式，分析了儒家、柏拉图与海德格尔人治理念的终极理由及其差异，解读了人治理论的实现途径及其困境，从而论证了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最后，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两对范畴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实现条件及其与儒家礼法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