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针对当时朝野一片尊孔浪潮，陆续撰写了一批批判孔教及其现代流变的文章，并于1950年以《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为名结集出版。蔡尚思在《自序》中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已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这部著作名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实际上即是对儒家及孔学的总批判，其犀利与严厉程度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也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健将。对孔子和儒教的这一批判态度贯穿了蔡尚思的一生。重新阅读最能代表蔡尚思学术思想的这部名著，不仅能深入了解蔡尚思其人的学术思想，也能帮助当今学者深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认识。本书前有蔡尚思先生的学术助手李妙根先生撰写的导读，相信对读者深入了解蔡尚思其人其书深有裨益。

经过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的积淀，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不同学派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这个时期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九流十家”。各派思想碰撞融会，同时由于政治需要，儒家在百家中脱引而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主体。本书为读者系统讲述先秦百家思想的精髓，各派思想的斗争融会，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读来妙趣横生，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收集的论文，除几篇涉及文学理论外，讨论的多是儒道思想的问题。张亨先生以现代观点来诠释古典文献，探索其中蕴含的意义；或取不同文化中相关问题相互参照比较，以设身处地与开放的态度理解传统思想。 林毓生先生认为：张亨先生的文章——尤其是那篇“《论语》论诗”——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是目前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难得的、最好的作品。

在道教系统中，《列子》和《老子》、《庄子》并称“道家三经”。《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五千言》，内容包罗了宇宙观、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方方面面；《庄子》是中国古典珍品之一，也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更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列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崇尚虚静无为，顺性体道。

本书作者以通俗、朴实的文字，对易经深奥、晦涩的义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表述。阐述了易学数术在其预测应用角度的心窍，并深一步精论了善易者不卜的智慧之道。把易理融入生活、养生、修身、管理、武术、茶道、处世等现实中各个领域。在易理方面，本书中将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十二长生胎养、天干地支、方圆图等基础理论，从日常的生活现象与现实应用两个角度表现出来。古人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易学理论基础方面，知其然，是生搬硬套的板法，而知其所以然，是灵妙通慧的活法。对这些枯燥的易学基础理论，本书从其“所以然”处切入展开，定会给读者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受。在易学数术的应用方面，本书中对象数易术、相学、奇门遁甲、大六壬、形势派风水、理气派风水等应用数术，在其最核心的法窍之处进行了点拨，这些点窍都是作者研究易经多年的心法，前所未有，对于易学数术爱好者来讲，其价值难以估量。本书的作者，呼吁广大易学爱好者，还易学简易、朴实、现实的本来面目，反对将其复杂、神秘、飘渺而使其面目全非。古人说：“平常心是道”。只有从智慧入手，才能窥得易学的真谛。而崇尚怪异离奇，定会误入歧途。于平常之处，不见易学之精妙，是学人智慧未开，并非平常之处无真。如俗雅两客，同赏王羲之墨宝，俗客不识，当作废纸一张，而雅客识，自当宝贝。此是同物不同见，同学不同识。易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开启学人心眼，使其心明眼正，不为世间表象所迷惑，进而穷理、尽性，洞明物我，人事通达，身悠而心湛，功成而业圆。

尸子，名尸佼，战国时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前330年间。由于留传下来的史料极少，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及著述详情知之甚微，所以现今研究起来颇感困难。关于尸子其人和其书，可从两方面看：一是考察尸子生平，二是据《尸子》中文字来讨论其学术思想。先谈其人，据刘向《别录》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人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说是最早关于尸子的文字。班固《汉书。艺文志》杂家《尸子》条有自注云：“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班固，距战国时代都不算遥远，但这两位两汉时代的太史学家与大校勘家述及尸子生平事迹及著作也只是三言两语而已。就在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商鞅的生平事迹，但根本没述及尸子，所以对研究尸子来说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尸子生活在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常重耍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即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转型期。尸子的杂家思想对当时与后世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尸子》一书兼合儒、道、名、法诸家思想于一炉，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多元，独具特色，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学术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它自应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长期以来仅存辑本，今人对它已了解不多，希望通过这次翻译介绍，使它得到更多的关注。

本书的主旨是论证宋代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由萌芽、提出、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作者通过揭示哲学发展过程的问题，认为宋代性二元论是把人性论逐渐建立在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协调的基础上而实现本体论、宇宙论相协调的思维方式，是理一分殊与体用论的结合。同时作者也论述了宋代理学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不中断地延续数千年，是全人类唯一的奇迹。这个奇迹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种美德的延续。美德的最高文本，是孔子的《论语》。《论语》这部书，被中国读书人背诵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在现代生活的浮华喧闹中，有谁突然说出《论语》中的一个句子，往往还能使现场安静下来，大家如见先哲光临，片言只语也要洗耳恭听。如果在海外，素昧平生的华人偶然见面，交谈甚欢，而其中有人引用了半句《论语》，立即会使大家觉得这次见面出现了非凡的深度，互相在目光间传递着有关中国人的确认。确实，不管中华文明经历过多么频繁的兵荒马乱，散落到多么遥远的天涯海角，那些句子，二千五百年前的句子，像一束柔韧的丝线，若隐若现地栓住了一个伟大人种的最后尊严。今天，中华文明又一次呈现出雄壮气象，使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心存感激地回过身来，抚摸那一束丝线。同时，我们还会用自己满是皱纹的手握住下一代稚嫩的手，让他们也去抚摸。文化的遗传，重于生理遗传；精神的接力，重于其他接力。近日接家乡宁波市的朋友来函，他们在《论语》中选了四、五十句名言，请国内著名篆刻家韩天衡、李刚田、刘一闻、祝遂之等十余位先生刻成印谱，发行天下。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乐于以这篇序言叫一声好。在今天传播《论语》中的美德，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像他们这样精精地选，细细地刻的方式，显得特别高雅又特别可爱。为什么要用篆刻来与《论语》对应呢？至少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以篆刻来表明一种罕见的重要。在这电脑的时代，要用文字来表达某些意思已经非常方便，但遇到特别重要的意思，我们还会拿笔来写一写。如果觉得用日常的水笔写书还不够，我们还会小心翼翼地用毛笔字写出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内容，使我们觉得连毛笔字也不够了，只能用利刀一笔笔地刻在玉石上呢？当然是经典中的经典，重要中的重要。第二，以篆刻来开启一个遥远的故事。就在孔子说出这些重要话语的时代，中华文明已经拥有或正在拥有甲骨文、钟鼎铭文、石鼓文、古文玺印。这些文字几乎都经过镂刻，使汉字从一开始就与金石相伴，强筋健骨，深锲岁月。果然，汉字真的成了世界上一种最长命的文字，历数千年而仍然生气勃勃。这种长命，与儒家精神的长命，互为表里。现在，由当代篆刻家呼唤来古代刻工的魂魄来镂刻《论语》造句，是把两番长命的奇迹合成一体。回味其间，深厚无限。

段正元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理解把握多有创见，许多被误解、曲解的思想经其诠释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有些思想经其创造性地发挥，显示了新的思想境界与理论内涵，这也是我们关注段正元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曹洞宗源流通史》作为一《中国曹洞宗通史》是写出来了，作者个人的感受：一是感觉写得很苦很累，二是不满意。作者并非佛学专业工作者，只是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师。由于教学科研中被许多宗教知识拦截，致使问题说不清道不明，才下决心补宗教知识的课。比如有学生问：为什么孙悟空一个“斤斗”能行十万八千里，却总翻不出来如来佛的手心？我当时就说不出道理。其实吴承恩在这里卖弄的是个佛性的问题。“如来”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意谓乘真如而来者，来如不来，不来如来。真如佛性充天地、遍万物，是无限，而十万八千里一个的“斤斗”不论打多少，总是个有限。对中国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思想渊源、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及自中唐至清代的使承历史、代表性流派、大师级人物作了较为系统、详细的梳理，汇集了历代资料，结撰出了一个思想史与传承史合一的体系，较为完整地再现了曹洞宗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