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学术运动——阳明学之兴衰。除了循时序描述阳明学派的建构、发展和地方讲会历史外，本书探讨的内容还包括：学者个人思想内涵、论辩议题、学派内部差异、学者个人乃至群体的行动及其政治意涵、明代教育与科举制度及其衍生之士人群体在整体社会结构上的变化等相关社会现象。所涵盖的向度从个人内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会层面，是一部试图将阳明学置放于明代文化脉络中进行研讨的著述。...

“四书”是儒家的四部经典，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是后人编撰的关于孔子、孟子言行的记录，《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理学家极为重视这四部经典，纷纷对其进行注释讲解，其中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最为著名。朱熹此书去取诸家之说，推敲注释文字，倾注了其大半生的心血。宋代以后，《四书章句集注》被列为钦定的教科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与“五经”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此次出版《四书章句集注》，不仅原文经过精心校理，堪称“善本”，而且对版式作了重新设计，使之更加醒目、美观。同时，我们还将著名学者金良年先生对“四书”原文所作的翻译，用蓝色字体附在一旁，以帮助读者理解。

易学和佛学都是博大精深的学问，会通儒家与佛家，以禅解易是一门既古老又新颖的交叉学科。在《周易》的义理、象数和古史等研究路径中，以禅解易是其中一较为特殊的研究门类。明代僧人智旭是禅易会通的集大成者，《周易禅解》为其代表性著作。《周易禅解》是智旭为了融合儒佛思想，47岁时所著。其以禅解《易》，一是从佛法的角度，用“约佛法释”的形式，如一约果后垂化，二经秉教进修，一约佛果八相，二约内外四众，一约得边，一约失边，约理即释，约佛法六即释，约修证等等，文中多达131处；二是从观心的角度，用“约观心释”的形式，文中有22处；此外还有约圣德释、约世道、约圣学等形式，真正体现了以禅入儒、诱儒知禅的指导思想。行文上或者采用直陈式，或者采用问答式，做到了不拘一格。

《诸子集成》用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学者的校刊、注释本。可以说，这部书既集中了中国古代子书的最精华部分，又展示了清代子书研究的主要成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部“丛刊”式的书用起来是很方便的，因此影响较大。但是可惜的是，《诸子集成》在排印、断句方面错误较多，50年代中华书局用原纸型重印这部书时也未加以校改，使用者只可用以参考而不能引以为据。此次出版，旨在成为普及读物，因而在注释方面，只对通假字、生僻疑难字词句作出简注，或对校改处略加说明，力求信、达、雅。 本书的出版，相信让不能通畅阅读文言文的读者了解这些古代思想学术结晶的内容，让已具备初步阅读能力的读者利用它对原作有个更准确的理解，让一部分研究者从译文和注释中知道某书某处还可以这样理解，还有这样一种译法。

阴阳五行和八卦是如何问世的？百家争鸣是怎样的一种盛况？道教和佛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国第一位无神论者是谁？宋明理学的地位是怎样确立起来的？……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点。 “知道点”丛书落脚点虽然宏大，着眼点却是谦虚俏皮，北大青年学者数十年读书心得完美分享，图文并茂，带你领略中国文明与历史的博大精深？

鲍鹏山“思想的历史”系列共写了中国三个时代，每个时代辑为一卷，分别为：写先秦诸子的《天纵圣贤》，写秦汉人物的《彀中英雄》，写中古文人的《绝地生灵》。描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人格、命运及其与庞大体制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其整个写作的主脉。目的在于，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所构成的重大成就环境。本书是其中的秦汉人物篇。鲍鹏山，朋友们戏称“鲍子”。鲍子纵笔不羁，见血性，多幽默，更温婉多情。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贾平凹《美文》上开“再读圣贤”专栏，持续三个年头，声誉鹊起。作品曾被收人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鲍子的学术散文，可以说是继季羡林、余秋雨之后新一代学人散文的翘楚，表现出的是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趣味以及批判精神。他的文章写得真好看啊，如今这样好看的文章太少了——现在，我们把鲍子的历年作品辑成三卷，以“思恕的历史”系列贯之，奉献给广大读者。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鲍鹏山“思想的历史”系列共写了中国三个时代，每个时代辑为一卷，分别为：写先秦诸子的《天纵圣贤》，写秦汉人物的《彀中英雄》，写中古文人的《绝地生灵》。描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人格、命运及其与庞大体制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其整个写作的主脉。目的在于，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所构成的重大成就环境。本书是其中的中古文人篇。鲍鹏山，朋友们戏称“鲍子”。鲍子纵笔不羁，见血性，多幽默，更温婉多情。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贾平凹《美文》上开“再读圣贤”专栏，持续三个年头，声誉鹊起。作品曾被收人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鲍子的学术散文，可以说是继季羡林、余秋雨之后新一代学人散文的翘楚，表现出的是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趣味以及批判精神。他的文章写得真好看啊，如今这样好看的文章太少了——现在，我们把鲍子的历年作品辑成三卷，以“思恕的历史”系列贯之，奉献给广大读者。

在夕阳的余辉中，他晃动着远去的身影，弃我们如弃敝屣。他对我们竟没有一毫的留恋之意，让我们世世代代为此难堪自惭。是的，老子出关而去是一件意义严重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自己由于迷醉与迷失于物质世界，也可耻地抛弃了哲学。一个绝顶的哲人，不屑与他的同胞为伍，甚至不愿埋骨乡梓，这难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与自尊受挫吗？我写这篇文章时是真心感到了一种难以自掩的羞惭的。我的祖先怎么了？真的是堕落得万劫不复了吗？真的是不配这样的一位哲人来教导吗？老子的行踪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令我们悚然。有人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里半隐半显——只是，他现在还在那里么？不过，就算他是飞鸿，偶然经过我们的时空，也还是留下了雪泥鸿爪，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怜悯和慈悲。司马迁不知有何依据，断言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原属陈，陈又为楚所灭，所以又属楚了。当时南方北方的民风与学风已有较大不同，楚国也就以道家学派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传统，自豪地与齐鲁大地的儒家、三晋大地的法家比肩而立鼎足而三。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PO2做《德道经》。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他也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历史罢了。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他生在那么多既有的历史之后，如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般。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不外乎也就是他最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人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幅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后来神仙家的推衍，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你抛弃我们之前，能否劳神一下，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P04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春秋时代的最后一抹余华被消磨殆尽，战国兼并的硝烟就此开始弥漫。晋国被分之后，魏国得到了横跨今之山西及河南、河北的大量土地。魏文侯本就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得此中原大地更是如虎添翼，于是率先实行变法改革，大举兴国之事。鬼谷子就出生在诸侯争霸时期，战国七雄中的第一强国——魏国。鬼谷子，姓王，名诩，后因隐居于泰山脚下的鬼儿峪（即鬼谷）而被尊称“鬼谷先生”。公元前390年，人到中年的魏国大夫王错喜得贵子，便请来一位相师给儿子看相。相师出言：“非常相，非常事，非常得，非常失。”王错问相师何意，相师道：“此子相貌非常，必成非常之事；主人早年无子，40方得，故谓非常之得；非常之得，便为过孝；喜之太过，必有大失，此谓中和。”王诩3岁时，其母因病不治而亡，这便是相师所说的大得之后的大失吧。自此，王错便更加爱怜这幼年丧母的儿子。王错是魏国重臣，经常伴君左右，因此练就了一套巧妙的进退之策，而且经常请大臣们到府中谈诗论文、商议国政，共同研讨敬上驭下的计策。幼时的王诩经受父亲的熏陶，自少年时代起就对政治勾斗、智谋权术兴趣颇浓。一天，王错又邀请同朝的官员把酒议事，这次议的焦点是一个叫吴起的人，王诩听出父亲与此人政见不和。待宾客离去之后，王诩问父亲：“吴起何许人也？”父亲说道：“吴起乃卫国的富家子弟，爱好兵法，曾跟曾参学习儒术。此人无情无义，不忠不孝，为人飞扬跋扈，盛气凌人。若留在魏国，必生祸患。”聪明的王诩看出父亲对吴起成见很深。后来，王诩逐渐得知，吴起是一个通晓兵法的军事奇才。魏文侯见吴起文才武略，便用他协助李悝变法。吴起加大变法力度，威胁到一些世袭贵族大夫的利益，所以才会引起王错等人的排挤。公元前385年，魏文侯、李悝相继辞世，武侯选任新相，谁知选中的恰恰是吴起认为无德无能的商文。商文得到王错等人的支持，夺取了相权。自此，吴起与王错之间的派别之争愈加白热化。王诩当时年纪虽小，但对于这些政事却是十分关注，他明白父亲与吴起已经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可能，他们的分歧永远也难以弥合了。15岁之前的王诩，就在这样的政治纵横、权势之争下成长。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不管天文地理、占卜星象，他都已经涉猎其中，其中最感兴趣的是当时儒家承传的《周易》，因而事物阴阳变化、五行交替的道理他都烂熟于心，并试着用这些道理察人谈吐，为人卜卦。《巫咸星经》、《春秋》、《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这些书籍中的知识他也化为己用，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涵养，尤其在谋略权术方面最为精深。以他当时的学识，早已不仅仅是同龄人的佼佼者，甚至连他博学的父亲有时也自叹弗如了。于是王错提笔给在洛邑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就这样，刚满15岁的王诩，带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踏上了洛邑求学之路。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