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文化背景着眼，对于玄学与魏晋文学的各种文体创作、文学批评、审美风貌等进行研究。

乾卦为易经基干挂号系统，是解读易经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原典真谛的独特视角。本书由此切入，用浅显通俗的文字阐解易经原文和彖、象、文言，另以“总论”、“广解”等链接方式，作更加广泛的文化诠释，并在配有“巨化字”的图文互见的解读过程中，将西汉帛书《易经在》与通行本呵成一气，在趣味中消化高深的学理，启迪睿智，开拓视野，可供学人参考借鉴，尤宜广大易经文化爱好者切磋交流。

本书作者按照隋唐五代的历史时期，利用大量的史料，分别对隋代、唐初、盛唐时期、中唐时期、晚唐、五代时期的几个不同阶段的道家思想发展的情况予以介绍，勾勒出隋唐五代时期道家思想的发展状况，重点对隋唐时期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进行了梳理，还对许多重大哲学问题做了深入的反思，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关于我国隋唐五代时期道教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画卷。

《庄子名言的智慧》通过中国古代杰出的哲人、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的言论，让您沉醉在撼动心灵，一读三叹的文字力量中，阅读、品尝、咀嚼、反思、沉淀，并撷取您人生中来不及深入的感动。135句孟子的名言；为口才和智慧最完美的结合，因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宏观角度；透过故事、时事与个人经验；对照西方哲人的名言深入浅出；完全呈现出儒家仁义思想；为续孔子之后，儒家哲学智慧的另一高峰！在权利与仁义的辩论中智慧生存。仁义处世的孟子名言智慧。在《大智慧丛书》中我们开辟一方供您独自品味“自我”的私密空间，通过中国古代杰出的哲人、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的言论，让您沉醉在撼动心灵，一读三叹的文字力量中，阅读、品尝、咀嚼、反思、沉淀，并撷取您人生中来不及深入的感动。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兹当《两汉思想史》卷三刊行之际，对自己年来在思想史中所下的考据工夫，应作一解说，因为有朋友曾向我提到此一问题。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我既无实际权势，也无学术地位，只有站在学术的坚强立足点上说出我的意见，才能支持我良心上的要求，接受历史时间的考验。考据不是以态度对态度，而是以证据对证据。这是取得坚强立足点的第一步，也是脱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混乱之局的第一步。一谈到考据，大家会立刻联想到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专门之学，的确是出自乾嘉学派，但他们在以汉学打来学的自设陷阱中，不仅不了解宋学，且亦不了解汉学。更糟的是，他们因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指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这在本书附录上的《清代汉学衡论》中已有较翔实的陈述。其中在训沽校勘上卓有成就的，又都短灯零碎，距离思想的层次很远。此种风气，为现代学人所传承，更向古典真伪问题上发展，应当是好现象。但发生影响最大的“古史辨”派，卤莽灭裂，更从文献上增加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困扰。要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重新奠定学术工作起步的基础，只能出之以更谨慎更精密的考据，破除他们肤浅粗疏甚至是虚伪的考据。否则他们会斥抱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游谈无根”，因而加以抹煞、讪笑。乾嘉学派，一直到今天还是一股有力的风气。我留心到，治中国哲学的人，因为不曾在考据上用过一番工夫，遇到考据上已经提出的问题，必然会顺随时风众势，作自己立说的缘饰。例如熊师十力，以推倒一时豪杰的气概，在中国学问上自辟新境。但他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所以他从来不从正面撄此派之锋，而在历史上文献上常提出悬空的想像以作自己立论的根据，成为他著作中最显著的病累。其他因乘风借势而颠倒中国思想发展之绪的，何可胜数。所以我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起，考据工作首先指向古典真伪问题之上。关于两汉思想，现时一般的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文献，《说苑》则系成书于刘向之前，并非刘向所著。诸如此类，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工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剔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自己下过一番工夫后，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我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作了这种不同程度的努力。对较有关键性的一词一语、一事一物，亦必探索其来源、较量其时代。未曾无批判地接受过传统的说法，也未曾无批判地否定过时人的说法。在证据的打擂台上所得出的结论，这才是可资信赖的结论。若由后起的坚强证据将已得出的结论推翻，这是学术上的进步，我由衷地期待这种进步。在治思想史中言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扩展。一是知人论世的层面，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Cro’ce，1866——1952）“只有现代史”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由此可以断言，古人思想的形式，必然与古人所遭遇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上面两种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把这种关系考据清楚，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我每篇文章中，都走了这样的第一步，却走得并不够。其次，是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不仅思想的内容，都由发展演变而来，内容表现的方式，有时也有发展演变之迹可考。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平正确的“定位”。我每篇文章中，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显然的。这是一种考据，也是考据中的一种重要方法。第三是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在此一层面中，首先须细读全书，这便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里面。我不信任没有细读全书所作的抽样工作，更痛恨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仔细读完一部书，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尚且不一定能把握得周到、真切，则随便抽几句话来作演绎的前提，尽量演绎下去，这只能表现个人思辨之功，大概不能算是为学术做了奠基工作。我最多的工夫，常常是花费在这一层面上，这是古人所易，却为今人所难的。虽然如此，我的著作，便可全资信赖吗？决不敢这样讲。所以我总是希望读者能由我的文章引起亲读原典的兴趣。但要得到可信赖的结论，我所提出的考据工作总是值得参考的。一九七九年七月于九龙寓所

这是一部对民间票帖进行实物剖析和理论探讨的学术著作，是钱币学研究和货币史研究有机结合的一个硕果。《中国山西民间票帖》首先是钱币学研究 的成果，因为它的基础 是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从书中收录的山西票帖、票版等实物来看，其数量之众，品种之多，门类之全，都是大大超越前人的。书中收录的山西票帖、票版等实物，数量之众，品种之多，门类之全。此外，本书还就票帖制作的社会文化内涵作了有益的探讨，使钱

宋代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交融互动，三教合流成为时代趋势。本书紧紧抓住这一时代思想特征，在研读和考察典籍文本的基础上，阐释了道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及其与儒学、佛学的关系。全书共分9章。作者首先在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了道教由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然后重点剖析了道家思想在理学这一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勾勒出濂、关、洛、闽、婺学等理学分支以及佛学，与道家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是一部资料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学术著作。

我认为，在儒家传统还没有出现以前，或孔子时代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些价值，就是为儒家传统创造条件的价值，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像《五经》吧，《诗经》就突出人是感性动物，《书经》就突出人是有终极度关怀的倾向。可见，儒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人的理解就比较全面，而不是规约主义的方式。至少有四个项目已经掌握住，就是个人、群体、自然、天道。所以我说儒家传统是涵盖性的人文主义，而不是排斥性的人文主义。

本书对《管子》的作者、断代、成书特点、版本流传以及研究概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同时采用数据统计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管子》和诸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从五四时期的“批孔派”与“释孔派”两大思想派别谈起，客观反映唯物史观派、西化派、广义新儒家等各家各派对儒学的释读与研究成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