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收录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写作的关于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四十来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一）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二）社会哲学的兴起与意义；（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人文学科被迅速地边缘化。经济效益被视为衡量事物的基本价值准则，理论以及文史哲一类人文学科知识被当作一些无用（即无效益）的东西遭到了社会的冷落，哲学这类纯理论学科遭受冷落的情况更为严重。对于这种局面，我深感忧虑，于是写了“民族的振兴亟须鼓舞理论探索精神”的文章（即《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收录的第1篇文章），从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对以往那种虚假的理论兴趣急剧衰落的现象缺乏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状况未能获得根本改善等方面，分析了当时理论兴趣低落的原因，并指出了它的危害。在这篇文章里，强调的是改造理论活动的环境，调整相关的政策。后来我意识到，这篇文章看问题表浅，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把造成哲学困境的原因主要归于外部环境，明显地表现了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文章里说：“平心而论，哲学不景气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哲学自身，但我们的哲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未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却是一个内在的根本性原因。”走出哲学困境的出路，是在社会的变革中实现哲学自身的变革，实现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型”。这是我们在思考哲学困境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这是《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第1部分的基本思想，讲的是转向社会哲学研究的观念前提。其他几篇文章，如讲哲学生长点的探寻、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等，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的。《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第二部分关于社会哲学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是对于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的阐述，基本上都是讲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社会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它的开创时期，澄清学科观念上的问题是必需的。对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1是明确了社会哲学的学科定位，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这两个哲学维度之关系的把握，实际上是对社会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基础哲学之关系的把握，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第二是确立了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实际上是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化；第三是确立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体系先行。这些基本观念在“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因而在收录丛书中之一部的第六卷的卷首说明中已有所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是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理论混乱之后，为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所做的教材改革，是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的一些更新和调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求改革整个哲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国家教委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重点课题，翌年又被提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点共同承担，课题组由肖前、黄枬森教授主持，由十余位博士生导师和著名教授组成。这个课题组的活动长达8年之久，*终成果是新编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肖前任主编，黄枬森、陈晏清任副主编）。我协助肖前主编做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并直接主持了分别由王南浞、李淑梅执笔的《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第九章、第十八章的写作。这本新的教科书无疑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引导中国学界走出旧的哲学体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和主体性维度的深入阐发，在实际上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关于《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的学术成就，可参看收入本卷的《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探索》-文。）但是，由于课题组内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我们的一些观点和意图难以在其*终成果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又不甘半途而废，于是，我又在南开组织队伍，在课题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项研究。1996年出版了我们合著的专著《现代唯物主义导引》（陈晏清、王南浞、李淑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后收入杨耕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1999年以此书为基础申报“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并获准立项。这就是本卷收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供研究生用，陈晏清、王南浞、李淑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将实践观点贯通到底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体系，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解读。它着力于扫除这一建构上的逻辑障碍，而不在于理论内容的具体阐释。其主要之点概述如下。1）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根本的是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范式的变革。哲学史上先出现的是世界论（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继而是意识论的思维范式，马克思开创的是克服了这两种思维范式的局限性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或人类活动论的思维范式（如果在马克思赋予的意义上理解“实践”，亦可称之为实践论的思维范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这宣示新的哲学思维范式的创立。2）哲学范式的变更，首先是哲学思维出发点的变更。在人类活动论的哲学范式中，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的自然，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它所关注的便是人的对象世界，即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世界，亦即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亦即人类生活本身。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女孝经》仿《孝经》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也是中国古代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优秀读物。本次出版，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我们在对原文进行精心校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翻译。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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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是南宋人袁采撰写的一部家规家训性质的著作，反映了宋人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四库馆臣誉为“《颜氏家训》之亚”。与《颜世家训》浓重的书卷气和学术特色相比，《袁氏世范》更多地反映了宋代士人的价值观从理想性向现实性转化，从学术上向世俗方面转化，由重理论转为重视经验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指导。《袁氏世范》出版后，便受到时人的推崇，屡屡为人所引用。此后元明清各朝都有刊刻出版，并且影响波及海外。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便出版过《袁氏世范》，此后一再翻刻，并翻译成日语出版。《袁氏世范》一书的价值也得到海外宋元史领域学者的重视，如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墨子刻、包弼德等人都研究过《袁氏世范》，伊沛霞还将《袁氏世范》翻译成英文出版。《袁氏世范校注》以“中华再造善本”收录的《袁氏世范》现存*早的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从书本、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等。注释除了对《袁氏世范》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生僻词语、典章制度等进行校注外，还根据其内容，征引相关资料进行补充。书后附录历代序跋、相关研究成果等内容。

《走近哲学自由澄明之境》内容简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是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运动，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层回应。当代哲学就其历史命运而言，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从一定角度来看，它也已由“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了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有了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和自由感，却也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个道德的神圣性与科学的合法性权*已被动摇的相对主义时代，在这个机械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操纵大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现实世界丧失了*极的绝对的形上意义境界的功能主义时代，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要对当代社会发展作深层回应。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有途径更有理想。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所写的那样：“心怀坚定不移的光辉灿烂的理想主义，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 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极关怀的神圣使命；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传习录》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论学语录与书信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阳明心学的精髓。《传习录》共分三卷，上卷的语录是王阳明本人审阅过的内容；中卷是王阳明的亲笔书信，是其晚年著述；下卷的语录虽然没有经过王阳明本人审阅，但具体地叙述了王阳明晚年的学术思想。《传习录：叶圣陶校注版》为语言大师叶圣陶先生精心校注本，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传习录》的上选读本。

《青年王阳明》研究王阳明的青年时代，即1472-1509年，也就是截止到王阳明龙场“大悟”后形成“知行合一”观的时期。“这是一个认真探寻和痛苦经验的时期”，包涵了大量的精神和学术的游历。作者以人物思想传记的方式，从考察王阳明的生平经历和明朝的历史与社会出发，探究早期王阳明各个时期思想轨迹的外在影响和内在心理动因，也就是其经历与学说之间的“动态机制”。作者从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他思想形成的岁月，这个发展过程的高潮，是几次内心经验的大跃进。作者认为，阳明提倡生活与学说的统一，故其思想的一体性不同于思辨构造或认识论体系的统一性，而是建立在他的生活经验之上的。如家族尤其是父亲的巨大成就对他青年时期反叛精神的影响，尤其是他与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他在阳明山隐修中从难以割舍的亲情的深刻体验中回转儒家，又在政治上严重受挫被发配贵州龙场的绝望处境中再一次确立成圣的内在意志，终于使自己的思想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超yue朱子“格物”论的“知行合一”观，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　《青年王阳明》不是对阳明的哲学思想研究，毋宁说是对阳明思想之所以形成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分析，从而确立其思想的来源。对历来阳明学中聚讼纷纭的一些问题，如阳明思想与佛、道的关系、是否受陈献章影响、写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心理和思想动机、知行合一观的思想来源及与朱子“格物”观的内在联系等等，都做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法家是什么？为什么说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造就强大国家的途径有哪些？法家是怎样以人性为依据确定治国方针的？一个合格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君主怎样对待臣子才能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君主眼中，民众是怎样的？法家是如何看待和运作法、术、势的？法家为什么反对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有着怎样的传承和流变？带着这些问题，打开这本书，从中找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体味严酷法家规训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