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前后，天下大乱，需要救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最终儒、墨、道、法异军突起，成为映照后世的精神灯塔。它们既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也是形塑民族面貌的文化基因。《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通过犀利、幽默的问答形式，轻松点透四家学说：四家究竟孰足孰非？这世界该交给谁？为什么说救世要先救人，救人要先救心？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为草根说话的思想家。道家的主张，就是不折腾，才有救；治国不妨消极无为，做人没心没肺。孔子的道德主张，连自己的学生都治不了，还能治国？刑罚是公开的明控制，权谋是私下的暗控制。真正的反对派，有水平的反对派，常常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任何在人间建设天堂的主张，一旦实施，建设出来的都势必是人间地狱。以理杀人，用道德杀人，并不比用刀子杀人温柔。易家之言，用活的语言讲活的道理。

《国际儒学论丛》是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主办的以儒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集刊。本辑分为儒家思想、儒学讲坛、国际儒学比较、儒学史研究、儒者访谈录、国际儒学动态等专题，论题涉及儒家礼乐文明、荀子思想研究、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反映了国际儒学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和新发展，有利于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全文共约五千字，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这是一本抚慰世间人心的安心书。 如何善待受之父母的生命？如何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场？如何将人生所得回馈周边？如何实现心灵的豁达与宁邃？ 放下我执，从容的应对人生无常，淡看名利得失，舍得所有，安顿心灵，嘎玛仁波切从亲身体悟出发，深入浅出，阐述了生命的循环规律、人生要义和开启心灵智慧的方便法则：只要经常洗心、静心，就会顺心、安心，就会有积极、快乐、圆满、充实的人生通途。

本书以几年来先行者们对阳明心学的修习体悟为基础，从“心之本体”、“致良知功夫”、“良知妙用”三个维度呈现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是学习致良知的重要读本。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阳明先生的这首《睡起偶成》，是作者的心之所向。

《跑者的世界》展现了一群跑步热爱者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以及跑步给他们的世界带来的巨大改变。本书作者通过平实的笔调，书写了他们在马拉松和越野途中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从开始跑步到遇见辽阔的风景，收获美好的友情，再到悟出人生的禅意，坚持跑步的这个行为给他们的世界注入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最后，本书给出了跑步运动相关的经验，可以帮助读者健康科学的开启自己的跑步之旅。只有出发，才不是辜负。

王前*的《生机的意蕴：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在融会中西机体哲学研究的思想成果基础上，从中国文化特有的“生机”概念入手，构建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观念体系，开展相应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研究，注重问题意识，面向现实生活，展现对各种类型机体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1984年底，教育部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一个有各高校哲学系主任参加的哲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上，时任高教司司长提出，哲学系应当开设“当代中国哲学”的课程。这个意见同我的认识非常一致，我也认为我国哲学教育的突出弊端之一是脱离中国实际。因此，我还没有离开广州就下定了决心，回去之后立即着手建设这门课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之后，我们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为题，申报了国家教委“*”规划课题，并于1987年初获准立项。这个课题组一共10人（陈晏清、许瑞祥、周德丰、牛叔成、杨灿英、王南浞、李淑梅、沈亚平、漆玲），包括南开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国际经济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按照统一的编写提纲和进度要求，于1988年内陆续交出初稿，*后由我统一修改定稿。这就是本卷收录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而对社会变动的整体性认识正是哲学的任务。《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力图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从横的维度上说，《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力求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变化的方方面面，却又不是停留于它的方方面面，而是着力抓住其基础性的东西，即把各个方面内在地统一起来的东西。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它的社会化生产及与此相联系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当时尚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是采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这样就可以由当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去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思想文化状况，把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认识统一起来，形成关于中国国情的具体概念。这是研究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到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的认识。这种整体性认识，体现在把握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统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诸方面发展的统一，中国社会运动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统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同时该书还运用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宏观和微观、协调和竞争等四对范畴，对当代中国社会运动与以往发展过程不同的规律性，也做了初步的探索。从纵的维度上说，该书力求把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哲学认识的任务是揭示未来，但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未来的趋势蕴含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自觉地运用*倡导的理论、历史和现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等都做了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从《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的理论意图和基本的理论内容看，可以说，它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阐释。

十年“文化大革命”，无休无止、无限上纲且多是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大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理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一时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本理论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所争论。这时候，就哲学教育来说，*急需的是编写新的、正本清源的教科书。这无疑也是哲学教科书的改革。本卷收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1979年，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写哲学专业教材，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承蒙老师厚爱，我也被邀请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开设哲学课，聘请我做主讲教师，这个《纲要》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作为“电大”教材由我独自编写的。“电大”也是大学，大学教材的学术水平不能降低。但因课时和远距离教学方式的局限，内容应有所删减，表述应更加通俗。这不是降低了要求，反而是增大了难度。据我多年使用教材的体会，教科书*重要的要求是准确和简洁。“准确”就是给基本概念、原理提供一个标准的解释，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专业语言，“简洁”就是简明、干净、清晰。《纲要》的编写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努力的。《纲要》虽然仍是采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框架，但就当时中国的哲学状况来说，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也还有加以改革的很大余地。在此之前我对“四人帮”哲学的批判，对“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的清理，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且应当吸取和利用。例如批判“斗争哲学”的理论成果，包括关于同一性的作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制约特别是具体的同一性对于矛盾斗争形式和界限的制约作用，关于同一性的范畴规定等，都应当写进哲学教科书。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地阐述这些内容，我在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时曾提出改变以往基本上按《矛盾论》的框架叙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方式，并由我按照这个意见为该书改写了这一章，《纲要》的这一章也还是这样写的。再如，吸取批判“四人帮”唯心论的阶级斗争观的理论成果，划清阶级斗争观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界限，就构成了《纲要》第十三章即“阶级、国家、革命”这一章的基本叙述线索。马克思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的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三点新贡献，特别是其中的第1点，即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讲的就是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观，它要求从社会的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说明阶级的起源、阶级关系的演变、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及阶级的消灭，等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阶级斗争观上的历史唯心论，如“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两个例子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个*为重要的原理。

本卷收录了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初几年写的著作和论文，分为上下两部。这个时期，哲学上*紧迫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澄清理论是非，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上部“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收录了《“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和相关论文。下部“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要错误哲学思潮”，又分成两个部分：第1部分“清理‘唯意志论”’，收录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第二部分“清理‘斗争哲学”’，收录了几篇阐述对立统一学说的文章。仅从哲学上说，上下两部所涉问题的理论实质是一样的，且其思想脉络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联系，因此可以合成一卷；而就其同政治实践的关联来说，它们所引发和论证的问题却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又必须分成两部。“四人帮”不是什么著作家，更不是哲学家，仅仅依据他们一些零散的哲学言论，是不足以判定其哲学的性质和特征的。因此，必须把对他们的哲学言论的分析和对他们政治实践的分析结合起来，并以对政治实践的分析为主。运用这种方法，我把握到“四人帮”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哲学、上层建筑决定论和唯心论的阶级斗争观，而其整个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则是权力意志决定论。这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活动的哲学根据，是《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1卷）：社会大动荡后的沉思》批判的重点。同时，对作为他们理论活动的手段，并*能体现他们的作风、人品的东西，如实用主义、唯我论、诡辩论、流氓史观等，也做了必要的揭露与批判。这部著作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清理“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但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这部著作的写作是于1977年初启动、1978年8月定稿的。这个时候，党中央尚未做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就还未能把对于“四人帮”的批判纳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架构，因而这种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在叙述过程中，涉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些重要事件也未经清理和甄别，仍是沿用当时被认定的说法。在话语方式上，更是深深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痕迹。《“四人帮”哲学批判》是结合政治批判而对“四人帮”所做的理论批判，虽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比较粗浅的。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还须在理论和学术的深层上推进。首先应该做的，是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误哲学思潮，因为“四人帮”的哲学在其主要点上是同这种哲学思潮一脉相承的，它是借势将已经发生的错误推向了*。本卷下部收录的，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晚年针对某种现象曾说过“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这样的话，借他的话作为对于我们国家一个时期里哲学状况的总体描述也似无不妥。“唯心主义盛行”的突出表现是唯意志论盛行，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股唯意志论思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外衣出场的，因此我写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书来清理这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