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经典《墨子》系西汉刘向辑墨家门徒记述墨子言行的记录，而后编纂成集。后经东汉史学家班固重新加以编辑，定为七十一篇。由于种种原因，现存仅五十三篇。其中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以及《大取》、《小取》共六篇，后世一般称作《墨经》。值得一提的是，《墨经》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内容包括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所以《墨经》又可算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自然科学专著。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杰作，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名著，在古代哲学、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和先秦诸子百家如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著作交相辉映，共同编织了灿烂夺目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彩虹。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无独有偶，近代著名学者、革命家章太炎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两个“半部说”合二为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

源原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和同之辩；本末之辩；形神之辩；探究传统道德之哲学基础，透视中国伦理之发展前景。

本书为“感悟菜根谭系列”丛书的第二本，共分三卷：暮鼓晨钟，风烟俱净，水清月现。该书选取了《菜根谭》中谈及制欲、涵养、证道的内容，并充分结合这些菜根的文本内涵与现实意义，以清通博雅的文笔对《菜根谭》展开溯本追原、体贴入微的解读。同时又融汇历史、现实和自身生命的体验，阐发作者的感悟和见地，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刻探寻《菜根谭》智慧的心灵读本。

本书为“感悟菜根谭系列”丛书的第１本，共分三卷：水远山长，人淡如菊，云光舒卷。该书选取了《菜根谭》中谈及静心、闲逸、放达的内容，并充分结合这些菜根的文本内涵与现实意义，以清通博雅的文笔对《菜根谭》展开溯本追原、体贴入微的解读。同时又融汇历史、现实和自身生命的体验，阐发作者的感悟和见地，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刻探寻《菜根谭》智慧的心灵读本。

本书是一部解析道德经的学术著作。全书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道德经》为蓝本，将《道德经》的各章节内容重新划分为7个章节：释道、释德、释无为、释惜身、处人与行事、用人与用兵、呐喊与警告，并重新进行了编排。以简单、通俗的语言对《道德经》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剖析，并参考前人的成果，凡前人所解合理的，采纳之；前人没有解释的，充实之；前人所解不合理的，论证之，力求客观、合理。

荀子是我国战国末期承前启后的伟大思想家。《礼义、礼法与君子：荀子“群居和一”理想社会的构建/百家文库》通过对礼、法和君子这三个名词在《荀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和概括，在阐释荀子如何实现礼与法结合、礼法与君子结合的同时，展现出荀子利用礼义、礼法和君子三大核心要素，缓解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群居和一”理想社会的远大构想。《礼义、礼法与君子：荀子“群居和一”理想社会的构建/百家文库》可供学习和研究荀子思想的相关人士阅读和参考。

本稿为明代中后期北方地区较为重要的几位阳明后学的著作之结集。包括穆孔晖的《大学千虑》一卷、《玄庵晚稿》二卷，尤时熙的《拟学小记》六卷《续录》七卷《附录》二卷》，孟化鲤的《孟云浦集》八卷，张信民的《印正稿》六卷，张后觉的《张弘山集》四卷，赵维新的《感述录》六卷《续录》四卷，杨东明的《山居功课》十卷、《青琐荩言》二卷。

本书是本传统儒学论稿。作者论证了儒家心性学、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并且由此进入孔子、孟子、陆九渊、王阳明的政治理想的论证。兼及《孝经》、黄老、法家、兵家、兵法、家训、特别是《司马法》《曹沫之阵》与《孟子》的关系。再由孔孟原始儒学直接进入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特别注重陆王心学对先秦原始儒学的继承性。从孔曾思孟的思想灵魂之中，去寻找陆九渊、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原始动力，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本书以儒家哲学为主体，兼及黄老、法家、兵家等各家。

历史上，无论是宋明儒学学者的自我标榜，还是学术史家的学术评论，宋明儒学的学术称谓十分丰富，包括“宋学”“明体达用之学”“为己之学”“实学”“圣学”“内圣外王之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身心之学”“心学”等等。我个人认为，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学”“理学”“心学”这三个名称*为重要。在中国学术史的编纂、叙述中，宋明儒学常常被称为“宋学”，盖由于后代学人研究、总结宋明学术时，意识到这一段儒学的独特性，故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宋学”又是相对于汉唐儒学而言的，“宋学”又是指宋代建构、但是延续到元明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形态，它的概念首先是指一种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为学术特征的儒家经学形态；但是，宋学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革，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清代学者在议论到“宋学”的学术范式、评价“宋学”短长时，总是将“宋学”与义理探究、形上思辨、心性修养等联系在一起。所以，“宋学”与“理学”密切相关。宋明儒学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并将“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简化为“理学”，明清和近代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理学”的名称定型。我们发现，在宋学学者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宋学学者既以“义理之学”为学术目标，同时也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朱熹在为理学中人宋若水撰墓志铭时称其“玩意于圣贤义理之学，近自周、程、张、马之言以达于经”。真德秀曾说：“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在他们看来，“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他们既称自己的学说为“理学”，又自称为“义理之学”。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看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