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大体上属于政治哲学，但又不限于此。孟子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进一步论及了经济、哲学、修养、教育等问题。

朱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哲学体系之一，考察这一哲学的整体结构及其具体内容必须注意：一方面，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另一方面，组成这一学说总体的命题大都不是意义单一的命题，朱子哲学中的哲学命题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在内容上大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这两方面造成了朱子哲学的复杂性。因而，本书注重从时（历史演变）空（层次角度）的不同方面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以求达到对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的具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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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为《道经》、《德经》两部分，是先秦道家的政治、哲学著作，基本上保留了老子本人的主要思想。

本书以“漫笔”形式，勾勒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发展的全貌。概述了从春秋直到清代的一些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思想、著述。

本书对《易经》的解释，采用以帛书与传世本相参照的方式，力求为《易经》及帛书《易经》两个系统的经文提供一个信、达而平实的新解与新译。本书之译文务求忠实于原文，立新说必以古训古音义为之根据。本书吸纳了历代先儒及当代贤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篇可为三千年来不可通读之《易经》，提供一个基本晓畅的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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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的事迹和思想，直接关系到布衣孔子及原始儒学的研究。原始儒学正是在孔子师徒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孔门弟子对阐发孔子的思想起着重大作用，同时又创造性地进行了发挥。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先秦儒家八派的分化，使儒学成为一门显学，为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和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和文献条件。有的开启了先秦诸子别派，有的还直接演变成先秦别派的思想先驱。孔子师徒所提出和阐述的思想，以及师徒之间教与学的方法方式，许多都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当今仍具有启示作用。本书对有据可查的孔门弟子逐一进行叙述，力图清理出他们各自的生平、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对孔子学术思想的继承及创新以及对后世的启示影响，希望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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