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环境着眼。在对王充思想的考察过程中，不能避开其经学的背景，梳理在经学的权力场域之下，王充如何能够提出独特的思想有着振聋发聩的学术意义，为重新审视王充传播思想及两汉经学提供借鉴。归纳出两汉经学作为传播语境，对王充思想的影响。有效地拓展了经学以及王充思想领域的研究空间，重新挖掘出经学以及王充思想中对当代有积极传播价值的部分。从传播学视角归纳出王充传播思想的价值导向，建立传统文化与传播领域搭建联系的学术范式、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

《中国哲学史》创刊于1980年，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新成果的平台。为了总结四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更好地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编辑部从四十年来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论文中精选了一百六十余篇，分为五卷，力图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哲学史研究界过去四十年的整体研究面貌，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本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朱子学者近作14篇，内容涉及朱子的道统论、礼学、气论、诗论、格物致知论、人心道心、家国天下等问题，时间上从南宋跨越到现代，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东亚世界，以点带面，简单勾勒了朱子思想的多元面向，介绍了朱子学的思想理念、政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在国破家亡、苦难沉痛的人生际遇下，以其对于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检讨我国历代政治措施，尤其是明朝政治制度之得失利弊后，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这是我国政治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较有系统的著作，他所提出的政治理想，即民为贵与天下为公，在当时的专制政体下极富革命性。其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王阳明（1472—1529），明代大儒，与朱子并为宋明八百年儒学两大祭酒，心学的集大成者，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在王阳明的著作中，影响*大的应属《传习录》，它与《近思录》同为宋明儒学双璧。 1967年，钱穆先生在题为《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的演讲中，列举国人必读的经典，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其中，《传习录》作为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是距离当今最近的一部哲学经典。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的《传习录》（此为通行本，简称全书本《传习录》），共有三卷。其中，上卷收录徐爱、陆澄、薛侃记录的阳明先生问答语130条；中卷收录阳明书信8封、短文2篇；下卷收录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等记录阳明先生问答语143条。然而，阳明《传习录》的内容，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在不同时期的编辑、刊刻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增订删减之后，最后由钱德洪编定的。 上古版《传习录》，以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刊本《王文成公全书》所收录之《传习录》为底本，对校本、参校本合计达十九种之多，精心点校，详尽注释，准确翻译，带你进入心学的殿堂，领悟阳明的气象，体证良知的光辉。

对湛若水生平、学说的系统研究。对湛若水生平、学说的系统研究。

《中国哲学原论》共六卷，包括《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三卷）和《原教篇》，不以个别哲学家为对象，而是以若干名辞与问题为研究中心，贯论中国哲学。重在探寻中国哲学问题与哲学名辞义训之原始，进而引绎其涵义，观其涵义演变，并以此彰显思想义理次第孳生之原。全书本哲学以言哲学史，又本哲学史以言哲学。本书是《中国哲学原论》之第二部，主题为“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全书纵观中国哲学全史，扣紧“性”这一核心问题，次第展示中国先哲言人性的种种义理及其所成的义理世界，以论述二千余年人性思想的发展，内容及于先秦、汉、魏之人性论，隋唐佛家之性论，及宋明之心性论等。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郭象《庄子注》是“诠释性的哲学著作”，是“六经注我”的典范作品。本书系统阐述了郭象的诠释学思想，包括诠释特征、诠释目的、诠释方法、创造性诠释、融贯性诠释、“庄子之意”的真理性等内容。本书采用专题形式，以重要命题、基本观念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集中而深入地论述了郭象的哲学思想；以发展和比较的观点，论述了郭象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发展、转化和创造，不仅展现了从庄子到郭象思想的演变轨迹，也揭示出他们思想的冲突和融合。

本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框架，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通过这个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框架，可以清楚地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说明在过去百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内容，融入了中国哲学的传统，由“在中国的哲学”转变成了“中国的哲学”，解决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本书在学理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作出了回答和解决，从理论上回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思想挑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思录》是宋代大儒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著作。二人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理学大师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六百二十二则语录，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十四卷结集成书，详细、系统、全面地展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近思录》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经典地位，素有“性理诸书之祖”的称誉，是学习和理解程朱理学的入门书。清代学者江永称，“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在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的七百余年里，《近思录》被屡屡刻印，版本之多，仅次于钦定科举必读的《四书集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将《近思录》与《论语》并提，推荐为国人必读的七本书之一。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权威陈荣捷，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阅历，从朱熹的著作以及中日朝三国学者在六十余种《近思录》注释版、近五十种《近思录》笔记里所作的海量注解评语中，筛选出精辟独到者共一千三百余条附于原文之后，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程朱理学思想。同时，又对《近思录》原文涉及的典籍、术语、引文、人名、地名等详加注释，使该书成为一部内容详实的《近思录》注评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