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华经典之道丛书”之一。《黄帝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是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释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者通过研读《黄帝内经》，强调养生之重要性，提出养生基本方略、原则及方法，强调“天地人和”是养生的精髓，养形重在养气、养血、养筋，养神重在养德、养情、养志，对提高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推动“健康中国”有一定的作用。

本辑为第十五辑，本辑围绕“经学研究““版本校勘”“专人专书””儒学新论”“儒藏编纂与研究”五大门类共收集论文23篇，从经学研究、版本溯源，经书考证，儒学新知以及《儒藏》编纂整理中的经验和问题等方面呈现文献学领域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以儒家经学为重要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儒家思想研究、儒学典籍版本、校勘研究，以及书评、前沿问题探讨等，本辑还辟专栏围绕《儒藏》点校整理的思路方法、经验以及不足进行研讨，为今后古籍整理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借鉴。本辑的《陆机陆云学家派属性考述》《天子的冕旒究竟是十二还是二十四》《俞樾的的研究》《的现代辑佚成果》《唐石经篇明人补字考证》等，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材料充实，论述有据，反映了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的前沿成就。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开阔学术视野，其内容对相关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助益。本刊已列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CNKI系列数据库。

《阳明先生则言》是王阳明语录、文章的精选，由其弟子薛侃、王畿编辑，目的在于以“则言”的形式，在有限的篇幅内，简明扼要地呈现阳明的思想精髓，促进阳明心学的传播。此次整理以嘉靖十六年（1537）薛侃刻本为底本，每则均列注释、译文和解析，对生字难词、人名地名等作了必要的说明，并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将原文译为现代文，适当介绍背景、归纳要旨、阐明学理，以备读者参阅。

《论语本原》《孟子本原》《老子本原》《庄子本原》是黄瑞云先生数十年来结合古典文学教学经验的成果，作者在书中一改古人重视文学训诂、忽视系统论述的习惯，力求做到对古代经典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四本《本原》可以成为学生和一般读者了解孔孟老庄的有用参考。《论语本原》在前人的基础上，充分发掘《论语》，辨正历代注疏中的各种误解，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发现；将孔子的所有言论综合地加以分析，根据义理对各章次重新进行了编排和联系，这些新的组合内容连贯，语言流畅，天衣无缝。

本书是对《道德经》的研究论说，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章介绍了《道德经》作者老子其人，以及《道德经》文本的历史变迁，引出了《道德经》研究中的篇章结构问题。在第二章中，作者挑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以篇章内容为依据，将《道德经》重新划分为道论、德论、人论三部分，基于河王本对《道德经》做了校正与注译，并以新的结构对《道德经》文本中涉及的宇宙观、政治观、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读。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道德经》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强调《道德经》是中国哲学之源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和脊梁。后，作者还延伸到了文学、艺术领域，描绘了《道德经》与文学、艺术的诸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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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思光教授五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哲学之重整、西方哲学之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之反省、中国政治前景之探索，乃至世界文化路向之勘定。先生积五十年用学运思之功，所臻理境堪称无涯；其严于治学、湛于思虑，足为吾辈后学之楷模。为祝贺劳思光先生七秩之庆，香港中国人文学会于一九九七年举办学术研讨会，探讨劳先生之学问与思想，而本书则为研讨会之论文结集。全书共分四部份：部份为直接讨论劳先生的哲学与文化思想之论文；第二部份所收文章，则为论者从劳先生之著述出发进而各抒已见；、二部份共十四篇文章，经著者修订后，劳先生均——细阅，并对之逐一响应，为本文集之第三部份；第四部份则是劳先生之简历及著述系年重编。本文集不单为理解劳思光先生之思想打开一扇方便之门，亦能为有志深入研究劳先生著述的读者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文化要义新编》为《思光学术论著新编》之种，以析论中国文化为课题。劳教授论述各种影响中国文化活动的价值观念，从而展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并透过对此文化精神的掌握，来说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生活态度、制度、习俗等现象的文化意义。劳教授于描述、整理的工作之外，还提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成就及缺陷的评估，同时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等问题作出讨论。

在本书中，劳思光先生以其独创的[基源问题研究法]，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这三大哲学系统，依于各自之理论特性及文化精神取向，区分为世界哲学之三支，并对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至中古时期的主要哲学问题之起源及发展，作出清晰而扼要的说明，乃先生早年具代表性的哲学著述之一。本书曾于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间分章发表，是次乃首度以单行本重编出版。

本集子所收将近五十篇文字，便是作者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动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作品，其中部分与特殊场合、刊物有关，但大部分则是围绕着现代化探讨这一主题而衍生。何谓“现代”，自然有许多不同说法。我认为也许能凸显其特质的，则是其断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纷杂性、变动性。李校长的格言，触及了这断裂性在时间以及空间的两个向度；史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说，则从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内部的断裂；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踏入的这一个以生物之复制，人类基因库之解码，以及电脑能力之爆炸性扩张为标志的“美妙新世纪”，与刚刚结束的20世纪之间，无论从经济——社会结构抑或人类意识来说，亦同样有巨大鸿沟存乎其间。 由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这本集子所收论文性质庞杂不齐，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长的理想已经被遗忘，或者我没有做过一些跨越文化鸿沟的微弱努力——事实上，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在中国、西方抑或其他文明，虽然明知其不可也都无从逃避的一种尝试吧？20世纪之初，初次接触康德与叔本华的王国维便曾有“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叹，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间”终其一生的危险。然则，对今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恐怕更遥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学术专业的深沟高垒自限，则以短暂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间沟壑之命运，殆将不免，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诚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这么一点儿成绩，虽谓纷繁事务间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颜。不过，敝帚自珍，人之常情，这些文字纵然空疏粗浅，自问倒也还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识者正之。再次套用静安先生的话：“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则恐非吾辈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诸天之所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