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新编》为《思光学术论著新编》之种，以析论中国文化为课题。劳教授论述各种影响中国文化活动的价值观念，从而展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并透过对此文化精神的掌握，来说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生活态度、制度、习俗等现象的文化意义。劳教授于描述、整理的工作之外，还提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成就及缺陷的评估，同时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等问题作出讨论。

在本书中，劳思光先生以其独创的[基源问题研究法]，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这三大哲学系统，依于各自之理论特性及文化精神取向，区分为世界哲学之三支，并对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至中古时期的主要哲学问题之起源及发展，作出清晰而扼要的说明，乃先生早年具代表性的哲学著述之一。本书曾于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间分章发表，是次乃首度以单行本重编出版。

本集子所收将近五十篇文字，便是作者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动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作品，其中部分与特殊场合、刊物有关，但大部分则是围绕着现代化探讨这一主题而衍生。何谓“现代”，自然有许多不同说法。我认为也许能凸显其特质的，则是其断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纷杂性、变动性。李校长的格言，触及了这断裂性在时间以及空间的两个向度；史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说，则从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内部的断裂；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踏入的这一个以生物之复制，人类基因库之解码，以及电脑能力之爆炸性扩张为标志的“美妙新世纪”，与刚刚结束的20世纪之间，无论从经济——社会结构抑或人类意识来说，亦同样有巨大鸿沟存乎其间。 由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这本集子所收论文性质庞杂不齐，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长的理想已经被遗忘，或者我没有做过一些跨越文化鸿沟的微弱努力——事实上，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在中国、西方抑或其他文明，虽然明知其不可也都无从逃避的一种尝试吧？20世纪之初，初次接触康德与叔本华的王国维便曾有“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叹，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间”终其一生的危险。然则，对今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恐怕更遥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学术专业的深沟高垒自限，则以短暂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间沟壑之命运，殆将不免，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诚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这么一点儿成绩，虽谓纷繁事务间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颜。不过，敝帚自珍，人之常情，这些文字纵然空疏粗浅，自问倒也还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识者正之。再次套用静安先生的话：“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则恐非吾辈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诸天之所为”了。

本书选录的十五篇文章，皆为劳思光先生于一九八三年至二零零二年间撰写的哲学论文或学术演讲讲词，代表了劳先生近二十年间重要思考成果的一部份。收录文章中，部份从未刊行，另一部份则只在流通量有限的刊物上发表。贯串于这一系列文章之中的有两大主题。其一是如何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亦即：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际，如何使之能在当代世界哲学的背景下，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的文化危机，而非仅是作为一种纯历史研究的对象？其二是对当代世界哲学危机和当前世界文化危机的客观认识，这是从事前一项工作所的先决条件。文集中的两篇长文：〈中国哲学研究之检讨及建议〉及〈远景与虚境──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与后现代思潮〉，内容涵盖了上述两大主题，是全书的核心。而收于书末的〈旨趣与希望〉一文，既回顾了劳先生毕生用学之历程，亦提出了他认为走出当前哲学与文化困境的希望所在，为全书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本书可说是理解劳思光先生近年思想的钥匙。

本书被评价为当今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中有关时间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颠倒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的路径，而是反过来，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将“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等概念作为历史总体化的范畴和历史时间化的独特形式来理解，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题。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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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论文七篇，藉刮析典型思想家以窥探由宋迄清历代儒学的演变。·朱熹封周公和唐太宗诛段兄弟，怀抱双重标准，犯了贵远贱近的谬误，并且丑化及低估了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儒家苔萃于莘中及华东，作者独选江西儒学为例，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革）、黄庭坚、杨万里、隆九渊学派、文天祥等朱子陵学、揭侯斯谈到王门禇子。·明代哲学深受稗宗感染，本书分别以王门浙东学派的王畿和提倡折衷三教的王道作例证。 ·晚明殉国的纯儒黄道周，思想繁富，不逊于浙江刘宗周：作者特论其偷理的政治观。·桐城方以智，虽被逼逃禅，而用《易》学辨证地统摄儒释道，媲美道士傅山舆理学殿军王夫之。·道光年间的务实派阳鹏，与宗奉程朱的桐城派关系密切，摆脱清初儒学的驳杂。

当代新儒家作为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基本论旨和理论内涵一直未经批判性的哲学考察。例如向来被视为了解中西哲学及文化差异之所在的“超越内在”或“天人合一”说，虽甚具理趣，然而其理论上的问题和缺陷，迄今仍未经深入探讨。本书的目的，正是尝试运用西方分析哲学的批判方法，分析和考察当代新儒学的理论结构和方法特色。除了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的方法之外，本书也运用“思想实验”这种模型理论分析（model-theorctical analysis）的方法，审核当代新儒学的基本概念和论证结构。后，本书的结论是：“超越内在”的主张不但不足以标示中国文化及哲学之特质，更且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说法，足使儒学走上不归的异路；只有放弃这种强调“既超越又内在”的“天人合一”本体宇宙论的论述，儒学的未来才会重归正轨，也才可能有较为健康的发展。

秦敬修，生于1910年7月，名汝泽，号孝子，甘肃平凉人。1932年开始游学于关中大儒牛兰川、山东理学家孙乃琨、山东大儒张范卿等名师门下。1943年在陕西扶风贤山书院、凤翔县宗铭书院任教。秦敬修编辑大宋五子著作精华切于日用者，取名《五子书》，命秦治简练精准注述出版，使人易读易识而冰释原文深奥难明之郁，以为学习五子思想阶梯；进而上读《四书》，研学《五经》以明圣人大道。《五子书》依照为学路径，兼顾五子传承，序列为六卷，共计一十九篇，合四百十六章，每章按照原文、注解、述评顺次排列以论释其义。【述评】内容多为秦敬修之子秦治对本段文义的学习心得记述，或对本段文义的详细说明。直接引用的先儒注释或《近思录解义》《周易卦解》等书中的义理阐释，均注明了文字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