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认同的焦虑》立足后殖民思想认同比较视角，从跨空间、跨文化、跨时代、跨学科的多维视角论述旅行后殖民理论，系统梳理黑格尔、葛兰西、萨特、范农、萨义德、斯皮瓦克等思想大师的经典著述。以主体、文化联合、后殖民人本主义三大理论命题为药引，勾画后殖民思想认同的轮廓和内在联系。比较视野中的后殖民挟黑格尔以降的西方思想现代性启蒙之力，又与西方现代思想多重对话，多源纷起，飞散传播，演绎出主/奴辩证哲学、属下阶层研究、世界性/世界化后殖民文本政治论、族裔散居研究四种理论范式、四种思想诉求。后殖民锲而不舍地颠覆、改造黑格尔的主/奴暴力哲学、葛兰西的属下阶层理论、西方传统的文学模仿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重估全球化、现代性、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思潮及其偏激、狭隘的伦理价值导向。

本书的写作基础是已在武汉大学开设二十余年的传统课程“哲学史方法论”，其内容特点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观点鲜明，思路开阔，用哲学思维来分析哲学史，用哲学史来促进哲学思维。本书分14个专题，系统讲述了哲学史方法论命题。对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区别了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苏格拉底以追问的方式进行学理式的辩论，而孔子是以圣人的姿态用情感的方式进行辩论，这两种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作者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十大文化错位的阐述，其中贯穿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切中要害，针针见血，读来时有耳目一新之感。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第2版）》作者帮助我们考察有关问题并发现深刻理解知识论所能获得的益处。作者以一种可接近的和诱人的方式论述了诸如怀疑论、知觉、知识分析、先天知识、基础论—融贯论争论以及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争论等知识论中心论题。另外，作者还分析了阿尔温？普兰廷加最近提出的保证与适切运作功能理论，综述了德性知识论、信念的本性与伦理学，并对记忆提供了一种深层次的讨论──这个论题在其他教科书里通常是不加以讨论的。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不仅是求解世界之谜的“宇宙智慧”，而且更是指点社会与人生之谜的“社会与人生智慧”。面对现代日益突出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危机．“拟科学”的认识论哲学面临困境，作为社会与人生智慧的价值哲学突显出来。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将导致哲学的出发点、视角、结构、思维方式，以及哲学的宗旨和使命发生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价值哲学，曾以其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改变”了世界。置身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许多新的挑战，必须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建构具有人文关怀、价值批判、变革世界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施特劳斯接手审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并得出与尼采相反的结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由于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提出了“苏格拉底问题”；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　——刘小枫我们没有充分地阐释古典哲学，这归因于我们欠缺这么多的哲学动力。几代人过后，我们如今认识到有必要对现代原则进行一次自由的重审，而这场重审必定暗含着对古典哲学的充分理解，这一认识第一次弥补了这一欠缺。　——施特劳斯

《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远德玉技术论研究文集》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技术总论，主要涉及对技术进行整体性思考的一些文章，记载了技术过程论思想的提出和发展的过程。第二部分技术史论，收集了在编写科学技术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技术史论文章。技术史是技术论研究的基础。第三部分比较技术论，收集了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研究中形成的文章。第四部分企业技术论，通过中日技术比较研究发现中日差距，主要是企业的现场生产技术落后，由此发表了一些文章；企业技术落后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落后。在完成《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的同时，开展了关于辽宁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五部分技术创新论的内容；从技术过程论的视野看技术，产业技术既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在发表了《产业技术界说》一文之后，开展了关于产业技术的研究。在完成《产业技术论》一书的同时，又发表了几篇相应的文章。它构成了第六部分产业技术与工程的内容。《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远德玉技术论研究文集》所收集的文章既是按个人研究历程编排的，又是按个人研究路径的发展逻辑展开的，亦可称之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吧！

复杂性科学是当代科学的前沿，正在开创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复杂性思想已渗透到科学、经济、管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中，思考复杂性是当下时代的重要使命。本书游刃于复杂性的科学前沿与哲学反思之间，以独特的哲学视野对当代复杂性研究进行了全面、清晰的梳理和深入考量，把复杂性研究纳入“从存在到演化”、“从对立到互动”、“从构成到生成”、“从理解到应对”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哲学主题下，力图澄清复杂性思想，建构复杂性范式。本书写作严谨，资料丰富，论述深刻，不仅对推进复杂性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建构不同领域的复杂性思维也有重要的启发性。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这大约是指从事哲学活动的学者总是打上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有着某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身份，从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时代的特性与特殊问题注入哲学。虽然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大都像是在建造空中楼阁，但其中的一瓦一石，其中的创意布局，无一例外皆有时代的年轮。本年鉴分主题研讨：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印度哲学的传统与现代；求“是”存“真”；论“道”说“儒”；海德格尔研究；应用伦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后论坛等专栏。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福柯在疯癫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暴露了理性漫长而隐秘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他让疯癫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疯癫的尖叫，也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是潜伏在日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理性和道德，这是福柯与之搏斗终生的陈腐教义。福柯堪称是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牢固而确凿的权力理论，相反，他在“权力”面前反复徘徊、权衡、测量，他在“权力”问题上进行了残酷的纠缠。权力在福柯这里最终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场域。为此，福柯的写作充满着激烈的申诉，他既是高亢的，也是绚丽的；既是热烈的，也是偏执的。但是他那烂漫的申诉散文并没有因为激烈而失去分析的力量，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和分析融合起来，他既是澎湃的诗人，也是严谨的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