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全面系统梳理西方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阐述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演进。本书所关涉内容上承传统古希腊哲学，下接16至18世纪近代西方哲学，拟从以下5个部分展开：（1）概论：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共相问题等等）；（2）序曲：希腊哲学与希伯来文化的有机融合（主要阐述中世纪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2）奠基：教父哲学的思想贡献（主要论述中世纪早期哲学发展状况）；（3）高潮：经院哲学的辉煌与衰落（主要梳理中世纪中晚期哲学发展状况）；（4）转折：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主要阐述后经院哲学时代从14、15世纪到16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5）尾声：近代文明的曙光——从中古（Medieval）向近代（Modern）的过渡。

西方哲学诞生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他们的求知兴趣上升到一种系统的理论的层次，逐步与当时的实践活动和宗教崇拜分离开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事业。这就是哲学。古希腊人的哲学，作为一种求知的事业，其问题和精神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方精神生活发展的全过程，对于此后的西方文化和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从泰勒斯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部分：古希腊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产生了大量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哲学分支，为以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充沛的源泉。中古哲学是在基督教兴起并逐步成为正统背景下的哲学，此时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只有在与基督教神学相容的条件下，哲学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可以说中古哲学就是基督教容许范围内的哲学。近代哲学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同时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进了一步，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西方哲学的这三个部分虽然有很多的不同，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譬如我们可以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听到柏拉图主义的回响，也可以在托马斯主义中看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身影，而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论争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相论争论的继续；同样我们可以在笛卡尔的沉思和奥古斯丁的哲学之间发现颇多相似之处，也可以在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论述中读出与“理智之中没有不被感觉先行知道的东西”一样的观点。即使在同一个部分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思想是在不断的发展和继承之中，譬如柏拉图哲学对前人思想的吸收，或者康德哲学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等等。因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不能只看到一个个的哲学观点或者哲学体系，还要看到不同哲学思想、哲学流派之间的差别和转变，联系和传承。 本书的编写从内容到体例都主要是依照赵敦华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一书来进行的。赵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摆脱了唯物/唯心的窠臼，把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读起来十分清晰自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另外，考虑到不同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在具体的写法和体例上可能颇有差异，在选取的材料和内容上也可能各有侧重，本书还补充了少量《西方哲学简史》之外的内容。 最后，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们给予批评指正。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间上不断拓展、时间上绵延不绝，在经历各种沧桑磨难仍然屹立不倒，就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思考，形成了重视和谐、崇尚道德、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生存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观点，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世界主要文明古国不约而同地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先知，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各自文明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后来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从周代就开启了这一渐进的转变，形成了天民合一、天德合一等重要思想，实现了从宗教神学到人文主义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先秦诸子的主要流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在《七略》中，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形成了“九流十家”的说法。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多元化、具有原创性的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采用了法家的意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做出了“焚书坑儒”的专制举动，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崩溃了，先秦诸子的一些流派并没因秦朝残暴的文化专制政策了而销声匿迹，一些学派在汉初仍然存在。直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思想才走向消歇，儒学成了汉朝的国家哲学、意识形态，思想界也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汉代的哲学主要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尤其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影响较大。董仲舒的儒学吸收了阴阳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的影响，强调天人感应，有将儒学宗教化的倾向。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大盛，因此也引起了很多理性哲学家的批评。尤其是王充站在道家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套宗教神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开启了后来道家复兴的契机。 魏晋时期，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残酷的政治斗争，“名士少有全者”，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家哲学的复兴。魏晋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称为“新道家”，是道家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欧阳建等一大批思想家，围绕本末、有无、体用、言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表面上看来有些”不着实际”“玄之又玄”，但客观上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从东汉时期，佛教就传入中国，在经过了魏晋、隋唐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逐渐与中国哲学融合，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三派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尤其是禅宗，更可以说是佛学与道家的融合，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在这一时期，受佛教刺激，也形成了本土化的道教，在唐代了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佛道二教的哲学对中国哲学本体论、心性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在学术上主要以经学形式存在，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制度，就精神生活、哲学义理层面，与佛、道二家相比，则有“相形见绌”之势。再加上唐末、五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从中唐开始，韩愈、李翱等人就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重整社会秩序，复兴儒学。宋明时期，面对佛老的冲击，很多哲学家一方面受其影响，另一方面则立足于儒学，试图从儒学中挖掘一些足以与佛道二教抗衡的内容，使儒学向更加重视形上本体、重视心性修养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继先秦哲学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出现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一大批哲学家。宋明理学也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南亚地区，对亚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明清易代的剧烈社会变动，宋明理学对于儒学进行的哲学化、心性化的发展，在明清之际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受佛老的影响，有过于“玄虚”的倾向，因此部分思想家开始反对宋明理学，重新提倡儒学“经世致用”的面向。颜元、李恭提倡的实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戴震也反对宋明理学家理一分殊、存理遏欲的思想，提倡“分理”及“理欲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清末民初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共鸣。 在清代，由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汉学”重新复兴，哲学（义理之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微。直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春秋公羊学重新复兴，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哲学家，试图借助春秋公羊学中的历史哲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为其变法活动提供思想支持。当然，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当时也遭到了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激烈批评。另外，严复等人也开始通过翻译，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在这一时期，陆王心学、佛学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倡自由、平等、民权等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内容，努力创建其“知难行易”的政治哲学、革命哲学。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篇章。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开始有了更强的文化自觉。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学习中国哲学史，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加以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就显得非常必要。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可谓不多，但是多为关于哲学史的一般介绍，能够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知识点进行系统概括，并总结为一些专题的著作却很少见。因此，为满足广大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者和爱好者的特别需要，山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了本书。本书的编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能够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有着宏观而准确的把握。另外，他们对哲学重要名词概念和问题的解答，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广大中国哲学爱好者、学习者的有所帮助。

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 这些都是伯特兰·罗素的标签。 他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充满热情又离经叛道的社会批评家；他写的《数学原理》是有史以来最难读懂的一本数学出版物；他提携了维特根斯坦，最后却与其分道扬镳；他渴望精神生活，却讨厌各种有组织的宗教；他支持女性权益，却有过几段婚姻以及数次婚外情。 本书以简约而深入浅出的语言，对罗素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也对其不幸的童年和个人生活给予了观照。

本书以对约翰·塞尔（J.Searle）的意向因果性理论的批判性审查为切入点，结合对因果排除问题、意向性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导致关键性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恰当的因果观念，而后构建起一个基于干预主义因果论的意向因果关系模型，从而填补意向性和因果性之间的鸿沟。

本书是尼采的重要作品之一。在本书中，作者针对的不是充斥着世界的许多偶像，而是人被不公正地和并非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牺牲给他的偶像。 其中“格言与箭”针对的是认识论、道德和心理学之基本准则形式中的偶像，针对的是这些基本准则那长久的效用或者甚至宗教上得到认证的庄严，还有让那些偶像成为不可侵犯的原则，亦即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公利。 尼采通过叩问与倾听的方式进行审视，批判，必要的话还进行纠正。在书中，尼采自称狄俄尼索斯最后的门徒以及永恒轮回的老师。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16辑）》收录有关分析哲学的文章有五篇，其中三篇是硕士研究生写的。这三篇文章直面问题，逻辑分析环环紧扣，这表明年轻人学习和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对哲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较为敏感。本辑收录有关现象学的文章有九篇，这些文章立意深，对于疏通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启迪人生真谛很有助益。本辑还收录一些有关政治哲学、艺术哲学和比较哲学的文章，以及两篇书评和一篇会议报道。

21世纪，人类生活的高度技术化凸显了伦理创新在工程领域中的重要性，也给工程师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伦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张力，W.理查德·伯恩延续激励性伦理的主张，将工程置于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和森的能力理论下加以考察，提出工程是一种赋能活动的论断。他讨论了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工程师为何有机会将其职业能力用于促进人类福祉与社会正义，并提出了把握和拓展这些伦理机遇的实际策略（包括支持性的社会结构以及基于人权和工程力量的对话策略）。

技术恐惧是伴随着人类技术进步和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科技成为主流话语的现代社会，技术恐惧现象从古代**性技术恐惧发展成为现代技术恐惧，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样态。本书的主旨在于揭示现代技术恐惧现象的实质、生成、结构和表现形态及其应对策略，主要通过对技术恐惧现象的历史形态考察和文献梳理，建构技术恐惧的结构和生成模型，明确技术恐惧的内涵结构，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揭示技术恐惧的生成路径，解析技术恐惧的主体、客体和社会语境结构，指出其不同的表现形态，最后梳理总结技术恐惧生成的原因，提出解决对策并反思存在的困境和矛盾。

何为现代性？站在古今中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我们该如何思考并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在西方现代性反思和讨论的理论及现实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西方思想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讨论能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个理论前提。“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正是这种开放视野下中国现代性建构研究的一项子课题。本书通过采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知识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得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主体性、启迪、科学理性和文化现代性等多个方面与视角对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