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圣外王并重的体系：既将德性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注重对功利主义的追求。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以“道”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并提出了“法其意”和“道之全”的思想。“法其意”就是要效法先王的精神实质，形式则可以不同，安石以此强调了“变”的思想。“道之全”与理学家以五常为道本体的体系有很大不同，王安石以此为指导主张公开吸收佛道诸子百家的思想。安石从“惟理之求”和“合吾心者”的标准出发，挣脱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因而其所确立起的道不仅包括了一些道德伦理的内容，而且还有功利主义的因素。熙宁变法是其哲学思想外王实践的形式，而作为指导思想的《三经新义》将内圣与外王有机地统一起来。

《道何以言(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借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语言学问题，以期考察并力图揭示中国哲学的本土色彩及其特质；同时将语言学问题与概念史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例如“道”和“言”既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哲学概念。本书力图对两者的语言涵义及其概念历史的发展都有深入探讨，即从理论上也从历史上分析了“思想如何表达自身”这一重要哲学问题。对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史论结合的考察，特别是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给出新的解释。

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告别思辨本体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范畴》以实践、劳动、资本、历史等为核心概念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对象化规定的对象性存在范畴，以反对本体论抽象性。通过实践的中介，存在论获得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维度，成为社会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存在”本质上成为“能在”。不论就作为个体的生活还是作为类的历史而言，在“能在”中事关“如何存在”的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的真理，即事实和价值统一的生存智慧。

《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博士文库·第五辑：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首先阐述了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重点论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时代背景主要包括技术化社会的形成、世界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和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阐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思想渊源是指对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实践基础主要强调伯格曼的寻求哲学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伯格曼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形成了面向技术人工物的“装置范式”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主要包括：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装置范式，及其对现代技术的具体体现，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技术信息与现实的关系，形成了其理论核心，以及基于上述研究，伯格曼提出的后现代现实主义的理论目标。其次，为了更全面地把握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博士文库·第五辑：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进一步阐述了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的理论拓展，旨在强调其思想一方面具有与前人研究的接续性，另一方面有着原创性贡献。再次，通过对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伊德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比较，进一步深化对其思想的认识。最后，论述了理解伯格曼技术哲学的方法论、技术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当代价值，以及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启示。

《东吴哲学文丛·从幽灵到宽恕：德里达晚期思想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幽灵学”产生以来学术界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被哲学界忽视的若干看法，从而以问题的形式回应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挑战），对德里达晚期思想的研究同时也融入了对中国现代化视域的反思，并思考宽恕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哲学评论》倡导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和文献性研究，尤其关注对当代哲学问题和中国语境下的比较哲学问题的深入阐发性论文。内容涵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二级学科。也包括哲学二级学科间的整合研究以及哲学与其他一级学科的交叉研究。

很多的人认为哲学很玄乎，那么，如何让哲学成为人人能读懂、人人愿意读的书籍就成了一个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哲学知识变得有意思起来。《有意思的哲学》告诉你，如果你读懂了生活中、故事中、诗歌中、漫画中、感悟中的哲学，你就是自己的导师。

《哲学与生活世界》以马克思哲学实践观为基础，以现代西方和中国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为资源，以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力图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书中深入展开论述三个方面问题：生活世界转向究竟对现代哲学变革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体现了现代哲学什么样的基本精神；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内在关联，怎样以实践观为基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如何把生活世界理论与当代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结合，使其成为具有现实价值导向的新生活观。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介绍了，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谁可以讨论哲学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公民应该接受一个“美丽的谎言”，那就是：有的人生来就被赋予哲学家的金质灵魂，而有的人天生被赋予工匠的铁质灵魂。如果鞋匠本分地安于自己的职业，那么城邦将会保持有序，哲学也能够免遭“杂种们”好奇心的骚扰。
　　在19世纪，鞋匠骚动不安，哲学家们宣告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今后，生产者将成为王，而观念学者将成为奴隶。然而，循着马克思的足迹却发现，他关于新世界的学说表现得令人迷惑不解：“真正的”无产者总是即将诞生，他的鸿篇巨著没完没了，这位博学者拒绝接受任何将其理论投入应用的企图。
　　萨特对抗这种悖论：工人成为哲学家的世界缺失的守卫，但是后者的理性不可逾越政党的理性范围。
　　布尔迪厄认为，对文化差异与哲学错觉的所谓的激进批评只不过是表现了一种平庸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民主在社会权利中遭到破坏。
　　哲学家不再是王。但是，基于民众被要求不得僭越自己该有的位置这个观念，职业思想家轻而易举地便“清醒”地坚信他人是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