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共包含八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长久以来，有关艺术品的价值来源存在着内部论和外部论的争论，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被归为了外部论的阵营。艺术社会学家贝克尔更是坚定地持这一立场，他从“艺术世界”的视角论述了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被构建起来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艺术品的价值是在艺术场域中被构建起来的。然而，他试图利用“资本”的概念来囊括内部论和外部论这两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内在属性还是外在评价，都可以被转换为资本在场域中流通。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依靠资本获得有利站位，场域中的各方关系形成了决定艺术品价值的法则。那么，艺术品的价值是否可以衡量呢？又该如何衡量呢？第二章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迪基为了弥补艺术体制理论偏向于外部评价的遗憾，设计了“艺术比较矩阵”，试图通过给艺术品的内在属性打分的办法来比较和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高低。文化经济学家则另辟蹊径，他们将艺术品的价值分解为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又认为价值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形式，他们或许认为将大的目标分解和细化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经济学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通常会用于评估文化遗产的非使用价值，但并不适用于艺术品价值的衡量。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问题似乎只能依靠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在第三章中，本书试图以布尔迪厄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在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中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被构建的。艺术品受到艺术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当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中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协商和交换时，艺术品的价值也会被相应改变。受到阿帕杜莱的价值锦标赛理论的启发，本章认为画廊主处于场域的核心位置，他们使得静态的艺术品拥有了动态的社会生命。通过画廊主与艺术博览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们的资本交换和协商，艺术品的价值也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塑。第四章是本书的研究背景。要讨论艺术博览会，必须先要讨论艺术博览会所根植的土壤，即艺术市场。本章首先分析了西方成熟的艺术市场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将中国的艺术市场的现状与理想中的艺术市场进行比对，总结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梳理了中国艺术博览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且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新兴艺术博览会”而非“传统型艺术博览会”。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本章选择了第11届艺术北京博览会作为单体案例进行质性研究，讨论了为什么要选择单体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选择“艺术北京”作为案例的原因。案例研究法通常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研究方法。本章还介绍了如何利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质性访谈法来进行数据收集，以及如何使用Nvivo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第六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案例分析部分。本书所涉及的艺术博览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画廊主、媒体、批评家、美术馆人员和藏家。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与画廊主的价值协商过程。一方面，讨论了组织者针对画廊主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包括针对画廊主的一系列审查，以及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画廊主进行分级。审查和分级策略能够赋予一部分画廊主更多地获得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机会。另一方面，讨论了画廊主针对组织者所采取的一些价值协商行为。一般来说，画廊主的级别越高，协商的权力越大。第七章分别讨论了画廊主与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以及画廊主与画廊主之间的价值协商过程。所谓的“传统型中间人”——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之外也在持续地对艺术品的价值产生影响。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时，他们又会与画廊主产生怎样的交集，而他们会对画廊主、艺术家和艺术品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价值协商的时间范围不仅仅指的是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始的那短短几天，还包括在其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和结束之后的收尾工作。第八章着重讨论了艺术博览会对于艺术品价值的影响。第二章曾提到前人为试图衡量艺术品价值所作出的努力。由于美学和文化经济学都没有提供一个较好的衡量方法，本章试图从社会学的方向做出一些尝试，目的并不在于找到一个量化艺术品的价值的方法，而是试图寻找艺术品在生产、分销和消费过程中，到底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将资本传递给艺术品，从而提升它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并尝试着将视线聚焦于艺术博览会的场域来构建一个艺术品的价值模型。在结论部分，首先对于之前提到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从现实的层面反思了中国艺术博览会机制的现状和中国艺术市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还对将来一些可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

《爸爸也曾是少年？爱的手账》是一本送给父亲的礼物。主要内容为中英双语赞颂父亲的名言。其中有儿女对父亲爱的表达，也有已经身为父亲的人，对自己“父亲”身份的认同与歌颂。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收获共鸣与感动。形式采用手账的方式，添加了自填日历、月度计划、年度收支、愿望清单和读书、观影清单。整体内容更为丰富。符合25~35岁年龄段用户群体需求。引进海伦˙埃克斯利，一家来自于英国以礼品书为主要出版方向的机构，所出图书种类齐全，形态各异，有大部头、成系列的出版物，也有小的像火柴盒的口袋书。引进版采用手账的形式传达礼物与被珍藏的心意。

本书从《殷墟青铜器全形拓精粹》中精选七十件器物，收录这些器物拓制前的透视线稿绘制图和器物各个部位试拓稿。全形拓的线稿和试拓是制作全形拓的前期准备工作，线稿是运用目测透视和规尺测量相结合绘制器物平面形象，标注拓制时的转折点，为全形拓拓制所出前期设计。试拓是用纸张对器物上各个部位拓制，以确定拓制全形拓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和一些局部细节的取舍。因此线稿和试拓是全形拓制作的技术解密。 本书不仅是对《殷墟青铜器全形拓精粹》中的青铜器全形拓解密，同样也是殷墟青铜器纹饰的平面展示。全书按器物性質分爲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用器六大類，同类器形以方器在前，圆器在后；铭文多的在前，少的在后。每一件器物先排全形拓完成稿，后排线描稿，作者在绘制器物线稿时于旁边略作注解和拓制时注意事项；线稿后依次编排器物各个部位试拓稿。 细观线稿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器物形状的推敲过程，作者在拓“亚址”方觚前绘制了三张线稿，并在前两张线稿前标注了修改方法既有文字说明又有红笔标注，一目了然；“司□母”方壶的线稿作者标注了拓制时应当注意的浓、黑、渐变等部位，为拓制时提供参考，对比完成稿可以更加明了作者的拓制意图。试拓稿不仅展示了器物正面的局部纹饰，还展示了一些背面和顶部等部位的纹饰，虽是局部拓制仍然做到墨色濃淡对比明显，层次分明。全书是对青铜器全形拓的全面专业解读，通过本书读者既可以了解全形拓制作工艺，又可欣赏青铜器的纹饰魅力。

《重校四美记》为文林阁辑《绣像传奇十种》之三，是明代传奇作品。此书为明万历间（1573—1620）南京唐氏文林阁刻本二卷。《重校四美记》原版框高二十一点三厘米，宽十四点五厘米。。半叶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眉栏镌音释，白口，无鱼尾，单界栏，四周单边。版心镌“全像注（音）释四美记”、卷次、页码。书中有插图十幅，双面合页连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折桂记》是明代传奇，本辑《新刊校正全像音释折桂记》为明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新刊校正全相音释折桂记》原版框高二十一点二厘米，宽十四厘米。半叶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眉栏镌音释，白口，无鱼尾，单界栏，四周单边。版心镌“折桂记”、卷次、页码。书中有插图十幅，双面合页连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海南岛以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植物王国。在诸多木本植物中，“木三香”，即降香、沉香和降真香之载体树种已成为海南药香两用植物。由于这三种植物均属于木本植物。因此，被称为海南木三香。 全书介绍了海南降香、海南沉香、海南降真香的地理分布，植物名称与种类，生物学特征，木材构造特征，木材化学成分分析，相似木材及其真伪鉴别方法，人工促进心材形成或促进结香技术等内容。本书旨在为广大读者认知海南木三香特性与用途，正确鉴别其种类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技巧。

《义侠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从景阳冈打虎开始，至上梁山受招安结束，并添出武妻贾氏，写她同母亲访寻武松，路遇孙二娘等情节。昆剧及有些剧种的《武松打虎》《挑帘裁衣》《武松杀嫂》等即出于此。《重校义侠记》原版框高二十一点一厘米，宽十四点五厘米。半叶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眉栏镌音释，白口，无鱼尾，单界栏，四周单边。版心镌“全像注释义侠记”（多省作“义侠记”）、卷次、页码。书中有插图六幅，双面合页连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这是一本快速解决家务整理的收纳书，作者一直从事专职的整理收纳工作，是一位具有15年丰富经验的管家收纳大师，针对“东西多无从整理”“不知道如何断舍离”等常见的收纳问题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让收纳变得简单易行。本书从家务收纳的四个方面解读收纳方法。内容话题性和实用性兼顾。作者的工作是与客户一起挖掘收纳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地加以改善，解决时间不足，精力有限，无从收纳的问题。根据不同家庭成员及生活情况分类出不同生活情境中需要面临的不同问题，告诉读者可以进行简单易行的收纳术。让整个家庭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整理存放物品，拓展空间。

刘一虎，男，汉族，江西省莲花县人，著名书法家、艺术品鉴赏家、现任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书法研究会理事、现代民族书法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大众书法社一级书法鉴赏家、东亚书法院高级书法师。本书稿收录刘一虎书写的小楷作品——宋词三百首。所书字体融楷体与魏隶于一体，自成风格，且结构严谨，字字平稳，骨力遒劲，棱角峥嵘，书风清秀，凸显出一种其特有的独到且浑然去雕饰的朴实素雅之美。本书的出版，既可供广大读者诵读宋词之用，亦可作书法爱好者欣赏与临帖之用。

关于《四库全书》在历史上的文化价值，周积明先生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下的》一书中给出了相当高的总结：“《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它历时十五年之久，集中四千余人，共收录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如果把《四库全书》原抄本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逐页相接，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其宏大气象足以与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称它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应是当之无愧。”《四库全书》的空前不仅在于体量上的巨大，更重要的是，该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乾嘉朴学派的开创与兴盛。黄爱平的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又进而确立了汉学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乃是由于四库馆臣中有着多位重要的实学大家，正如洪亮吉在《邵学士家传》中所言：“乾隆之初，海宇义平已百余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邵晋涵）与戴君（震）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栋）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四库全书》总计抄录了七部，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七部大书有着各自颠沛流离的经历，保存至今者，约其总数之一半。而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作者认为《四库全书》足可以视为600年来紫禁城中所编纂的非常重要典籍的代表，理应让人们再次予以关注。因为《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后世许多学者都对其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从未有人将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历史遗迹进行系统的考察探访，故而我决定以寻访的方式来纪念这场毁誉参半的重大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