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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比研究中西书写体系，即中国象形文字书写体系与西方拼音文字书写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文字系统的形构方法、媒介形态、书写款式，分析其在不同主导媒介时期的艺术观念和认知效应。本书借鉴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讨论了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书写体系的脑认知表现，揭示了书写体系影响感知和观念的深层原因。本书还研究了中西书写体系在当代的发展和应用，包括电子书法、电子水墨等新型书写形态，影视新媒体文化中的“次生口语文化”，以及中西影视文化中的视频字幕表现及其认知效应。全书围绕作为媒介的书写体系如何影响中西认知思维模式这一主论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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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圣教序碑》这个纪念性的作品，经过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演进，逐步蜕变成一个无可争议、可以代表王字书法最高成就的经典之一。然而并不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集王圣教序碑》从问世的那天起就是一件王字的书法名品。这个过程与传为王羲之书迹的另一经典《兰亭序》的遭遇恰恰相反。本书的目标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生成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再现该碑由佛教经典到书法名典的道路。这会帮助我们正确了解在王羲之经典化的过程中，《集王圣教序碑》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罗丰 本书为考古学者罗丰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集王圣教序碑》所做的全面考察，梳理了由唐至清人们“以王羲之的名义”推动该碑经典化的历程。他不只关注文字、书法，更考索了碑的形制、花纹、石材，以及碑的物质存在同书法和碑文内容的关系；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重要的书法史问题。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一部，该书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传授笔法，分析古今书法之异同，对锺繇的“笔法十二意”详加阐说，逐条论证。张长史，名张旭，唐代著名书法家。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金吾长史，一作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楷法精深，尤擅狂草，逆笔涩势，连绵回绕，体态奇峭、奔放，有“草圣”之誉。生性嗜酒，往往大醉后呼叫奔走，挥毫狂草，故又号“张颠”。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

《隶书三字经》为孙敏先生隶书所书《三字经》册页。孙敏先生擅长隶书，所书端正秀雅又不失遒劲，具有一定典范作用。《三字经》作为公认的蒙书，具有启蒙教化的作用，同时又是传统社会较为流行的书法临习的参考范本。一直以来，《三字经》单独以隶书书写的版本并不多见，所以，孙敏先生隶书所写《三字经》，可以成为全年龄段读者隶书入门的临摹学习范本，同时又可供读者欣赏、阅读，为读者了解隶书汉字的字形、了解《三字经》内容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知识与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具有多重意义。

董其昌盛年时书此帖，正是书法成熟期。此帖书法气格高妙，结字严谨，行笔流畅，章法疏朗有致，首尾一气呵成，对研究董其昌书法颇有价值。

《王屋图诗卷》纸本，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此卷是王铎降清后第四年在京中寓所画《王屋山居图》时所书的草书卷，时年王铎56岁。王自玉是王铎的老乡，河南济源人，他们同朝为官，王自玉要归故里，来看望王铎，王铎特别为王自玉画了老家济源的名山王屋山，并书写了近作诗，包括写给自玉的新诗相送。全帖跌宕雄逸，行笔能纵能敛，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此次以原作大小将此帖出版，方便读者欣赏、临摹其整体气息。

王羲之（303年？361年）[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凭借门荫入仕，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会稽太守，累迁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九年（353年），组织兰亭雅集。撰写的《兰亭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善于书法，兼擅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在书法史上，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本书以兰亭序书法集联，对联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喜欢的意境优美 ，积极向上，雅俗共赏的内容，与王羲之的书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喜欢王羲之书法爱好者首选临摹范本。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即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初学王羲之，后师颜真卿， 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也由于他作品独到的特色，因此，柳公权的书法有“柳体”之称。《陆士演衡连珠》连珠，是我国古代文体的一种，是一种小型假喻说理的骈俪文。西晋文学家陆机所写《演连珠》五十首，思能入巧、推理严密、比喻精妙，堪称连珠体之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