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简史（全彩版）/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理论系列丛书》是各高校艺术学院普遍开设的必修史论基础课程。一般都针对纯艺术专业编写，对设计类学生的考虑不够。《中国美术简史（全彩版）/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理论系列丛书》除注重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的教学外，将侧重对于设计类专业学生具有专指导性的知识点突出出来。把纯艺术作品和设计作品放在同一的宏观文化史论框架内，强调二者的共同文化背景和内涵，以及具有相互借鉴意义的部分。以此使教材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中国定窑》分为上、下两卷，三十余万字，近两千幅图片，依据史料全方位阐释中国定窑崛起的社会背景、文化风貌、艺术借鉴以及古今生产工艺流程等，涉及面广，是一部大型文献类图书。全书以古今两条线为切入点，其中古代定窑部分以考古为主要依据，结合实物材料及当前研究成果，对古代定瓷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造型装饰风格、各个角度都有细节展示，阐述科学、全面、翔实；当代定窑部分则以定窑恢复、发展的实践为依托，以图片步骤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定窑古今生产制作的方法及工艺流程，述说直观、完整。该书是定窑理论研究及生产实践的全面总结，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更具有生产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对继承和发展中国定窑艺术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及学术争鸣也有着广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包括以下内容：艺术的起源、亘古的文明、、神性与人性、宗教与艺术、气度与境界、人文与个性、传统与创新、革命与发展。

《视觉认知与艺术史福柯、达弥施、克拉里》是一本探索艺术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理论专著。作者选取了在艺术观念上有沿袭关系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法国艺术评论家达弥施以及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的艺术观点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全书分为视觉句法与认知秩序的考掘、视觉叙事与绘画史句法新探、视觉机制与认知秩序、绘画、认知与艺术史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福柯的绘画研究与历史话语、达弥施“云的理论”、克拉里的视觉考古学与现代性叙事。本书弥补了国内学界对于福柯绘画和艺术观点缺乏系统地思考和深入讨论的空白，提出了福柯的“考古学—谱系学”及其所开启的知识范式对于20世纪后半叶艺术史研究具有影响（如达弥施、克拉里等）的观点。

广东生产并销往海外的艺术品，品类繁多，内涵丰富，无不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韵、广东本地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融入了浓浓的西洋异国情调。中西融合、异趣盎然的中国外销艺术品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外销艺术品这种独特风格，彰显出中华民族固守本土文化特色、融合外来文明的创造精神，昭示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

《中国美术史纲/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理论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的前身是《中国美术史纲要》，自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来，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大专院校美术专业的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材，不少学校还将其指定为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1995年《中国美术史纲/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理论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普通高等院校中青年优秀教材奖。至今已重印30多次，广为读者厚爱。这部教材在编写之初主要考虑到中国美术史教学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因而在体例与内容上不求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是既要顾及内容的涵盖性，又要强调体例的清晰，重点内容的突出。并且尽可能将知识性、系统性与可读性、生动性融为一体。鉴于《中国美术史纲/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理论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深受社会欢迎，决定重新修订出版。此次修订历时两年多，在不改动原书体例、行文风格与吸收20年来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原则下，查漏、补缺与订误，修订内容主要包括晋唐以来卷轴画，历代墓室壁画、寺观壁画、雕塑，增加了道教美术、工艺美术、书法等内容。全书共增加8万多字、405张随文图版。更名为《中国美术史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隆重推出。

《中外美术史/高等教育美术专业与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分为东方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西方原始社会时期、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中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欧、19世纪和现代美术共14章。

《美术史文丛：雅典黄金时代的艺术》主要内容包括：陶器风格的巨变；重建雅典卫城；雅典卫城概述；帕提农神庙；山门；胜利女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伯里克利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本书在科学交流和艺术史的视野中论述明代中后期耶稣会士来华后，携带至明和在中国绘制、印制的各类地图图像，以及对地图与中西科学、绘画艺术、诗歌题跋等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深入的梳理和考证。明中期以后渐为中外交流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当时西来科学如何为中国人所接纳，传统的地学图像绘制和对科学启蒙的新理解成为这一时期独特的科学与艺术交流现象。伴随耶稣会传教士先后来华，作为增进天主教信仰和传播教义的主要载体，各类西来的科学图籍流行于明中后期。从流传的资料观之，这些涉及天文、地理、植物与科技活动及历史风俗等的典籍十分多样和深入，此类文献通常图文并茂，以图证教，既有欧洲科技发展的反映，也有耶稣会士来华后的所见所闻，无论是从欧洲带至中国或在明境内刻印的天主教书籍、科学图籍和诗文集都考虑到图文并茂，特别是舆地书籍几乎都要辅以地图。此时出现的诸多的《世界地图》显示出晚明知识阶层对域外疆域的特殊关注，他们以中国儒家学者传统的诗书画和文人雅集来表达对欧洲地图的敬意和喜爱，并且将各种世界地图绘制在自己的著作之中。

早期中西绘画交流是以葡萄牙人进入明朝通商的1514年为标志的。不仅澳门西方宗教绘画诞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当时在欧洲本来零星发展的“中国风”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在法、意、英、德等各国的洛可可风格中占一席之地。到了17、18世纪，双方交流日趋频繁。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泰西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宫廷也积极进口模仿中国艺术，英国王室成员甚至都欣然使用“中国”技法习作。西方宫廷和民间都产生了专门创作“中国风”的艺术家。 本书精选了从1514年到1885年这近400年中最具代表意义的200余件绘画作品，力求完整、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的风貌。这200余件绘画作品既有国人采用泰西画法创作的艺术品，也包含西方画家和艺术赞助人推崇的“中国风”艺术。“中国风”似乎在19世纪后半期为“日本风”所取代。但是从近年来西方相关的展览来看，中国制造的艺术品较多地出现在在推崇“日本风”的欧美艺术家的家居环境中。历史上欧洲版画改变了中国桃花坞版画的风貌，而桃花坞版画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因此所谓的“日本风”并不仅仅只是关于“日本制造”，而是中日欧美各方艺术交流的产物。这些都印证了“中国风”与“中国西画”历史上相互联系、影响深远。本书也力求根据史料详述和论证中西绘画的交流传播途径，再次梳理宗教、宫廷与民间三条传播途径，为中西学术界在相关领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