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美术院校所进行的美术教育当做当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时，就不难发现，美术教育如果也能呈现或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话，则非要“约束”和“开放”并行不可。所谓约束．指的是从经典出发再造经典．而不是一味地兼收并蓄，开放，则意味着学习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眼界和姿态。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一起推动着我们的美术教育向着良性和深入演化发展。这里．我们所说的美术教育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技能-的承袭和创造，这可以说是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其二，则是建立在美学意义上对所谓艺术人生的把握和度量，在学习艺术的规律性技能的同时获得思维的解放，在思维解放的同时求得空前的创造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往往以前者为主，这并没有错．只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将技能性课程进行系统化、当代化的转换j另一方面需要将艺术思维、设计理念等这些由“虚”而“实”体现艺术教育的精髓的东西，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和艺术体验之中。

在当下中国的艺术批评界，崔自默先生大概算是一个“另类”。这个有着“精神洁癖”的人，看上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只有在他的文章里，你才能记读出属于他的那份犀利、那份冷隽、那份幽默和从容，当然，还有他独有的语境，还有他对艺术概念的耿介和权利诉求。

《艺术学概述》作者有50年创作经历，专攻田园山水画15年。已出版过中国第一部关于田园山水的专著《张正忠诗书画——田园山水百图》，以及《张正忠田园山水画选》。作者在漫长而艰辛的艺术道路上，坚持“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探索振兴中国画的途径，根据积累的经验和创造，又写下了这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园山水画专著。《艺术学概述》对田园山水画中的创作问题及笔墨等具体技法作了全面而扼要的阐述，给山水画创作者送来了艺术上的无私奉献，同时也给山水画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批评家（2009年08月· 总第4辑）》上，孙振华的论文《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汶川地震摄像图片与美术作品的比较》，则涉及了三方面的关系，即摄像、美术作品与书写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振华并不是抽象地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放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下，考察三者在对这一事件反映上的不同特征，不同力度和不同的意义。正如我在本辑发表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人类进入书写时代以来，对图像的崇拜和恐惧的矛盾态度就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现象在进入复制技术的20世纪之后变得尤为突出。周彦的论文《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当今图像时代的图像崇拜的忧虑。然而周彦的观点和立场正是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正是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视觉图像对书写语言的崇拜和挑战，成就了人类视觉艺术变化和发展的历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似乎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的悲剧将会越来越少，最后几至于消失不见；而人类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舒适、健康、幸福和快乐，最后远离了所有的不幸和灾难。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悲剧就不存在了。悲剧精神也更无由存在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的悲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浓、愈演愈烈，并在人类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痛和记忆。打开电视看新闻，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往往悲剧居多，喜剧极少。20世纪的悲剧显然不同于古典悲剧、中世纪悲剧、近现代悲剧。

喻红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女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不等同于女艺术家，“女性”是有独特的不容替代的内涵的。在现代西方的文化辞典中，相当的程度上，“女性”是作为“男人”的对立物而被提出来的，如“女性主义”，其另外的表述就是“女权主义”、“女性一女权”，针对的是“男性——男权”，针对的是一个由男人建立起来的“男权”历史和“男权”社会，因此，“女性”也就成为了社会学中的“女性”，充满批判性、对抗性、解放性的“女性”和“女权”。“性别”，并不是纯粹的人的性别，不是个人的性别，而是社会性的“性别”。现代西方的“女性”表述，对女人的意识和行为的解放提供了革命性的理论和开放性的思想，而同时，渐渐地也引发了更多更深的思考、反省和迷茫：何谓女性？女性何为？喻红用她的艺术实践表达了她作为当代东方女性，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表现，而她对“女性”的理解和感受却有别于西方和他人。

《旭宇艺术随谈》收录了旭宇“兰亭论道”“生活雅谈”“诗艺品茗”“艺外之境”“传统之美”等五辑33篇艺术文献。其中《兰亭序当非一稿而成》《今楷论纲》《现代书法随谈》等书学思想多见解独到。其诗歌戏剧等思想可以看出其对诸艺的学思贯通。

《王羲之研究》作者主要向你阐述了《十七帖》的来历和基本形式，《十七帖》的系年，《十七帖》的基本内容，《十七帖》的草书特征以及《十七帖》对后世的影响。《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品，此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通，装裱成一卷，长一丈二尺，计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因起首一通有“十七日”三字，故名之曰《十七帖》。

《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而非单一的绘画史的框架下，对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社团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近代绘画社团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承续转型、初步发展、繁荣昌盛和曲折发展等四个历史时期；近代绘画社团蜂起并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绘画社团开展览、办刊物、派留学、兴演讲，在繁荣美术创作，推进美术理论研究，加强中外美术交流，推广美术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绘画社团的运作模式不同，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有较大差异；绘画社团对中国近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及整个画坛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俞先生品評中國古代書畫名跡的佳作，20世紀40年代撰成於四川江津，凡9萬餘字，全部工楷自書；著錄作品190餘件，均為極其珍貴之古代藝術名品，今半數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葛康俞，安徽懷寧人，書畫家，早年與李可染、艾青同學于杭州藝專，既精於繪事，亦深具文史修養，故立論切實，或辨析源流，或闡發畫理，多具卓見。宗白華、啟功二老先後展看多月，並跋書後，宗老且抄全書留存。這部遺稿得幾位前輩鼎力推薦，附錄長文《中國繪畫回顧與前瞻》由出版家范用先生輾轉收集得來，王世襄先生親筆繕寫了讀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