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翔实而形象地记载冰心百年人生（1900—1999）风雨历程的文学传记，也是目前唯一的“冰心全传”。书中配有200余幅照片，生动地层现了冰心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书中介绍了她怎样从冰雪聪明的稚子学童，一步步成长为参加爱国活动的青年学生、步入文坛的女作家、成绩优秀的留学生、学识渊博的女学者。从书中还可以了解她怎样从事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以及她作为女儿、姐姐、妻子、母亲、祖母的表现。

本书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同时还记载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

彭富春，男，汉族，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湖北沔阳农村。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师从李泽厚教授，获哲学硕士学位。自一九九一年起，学习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哲学系，师从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一九九七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八年回国，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哲学系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本书其的一本自传体。

本书是“漫画科学乐园”中的名人传记篇——“拜访科学家”，书中以漫画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许多名人的生平事迹。 全书内容全面，图文并茂，画面生动，极具科学性、知识性，是广大小朋友不可多得的课外读物。 （编辑：LX）

编辑推荐：卡萨瓦本是一个出身低贱、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最终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梦想中的人物，其中所经历过的辛酸和苦难，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以此为荣，以此为乐，留给后人一部醒世之作。本书作者黎迪娅·弗兰姆是比利时精神分析专家，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概述了卡萨瓦的一生，尽管她所引述的《我的一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还是使读者能从卡萨瓦那点滴的文字里，领略到他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当今世界的诸多国家，不论大小，均以各自的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介绍的文献书籍比比皆是，而那些在地球仪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小型、微型国家，却成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介绍它们文章非常有限，全面系统的介绍性书籍更是凤毛麟角。南太岛国已成为理想的旅游之地。交通、通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厌烦了都市喧嚣的游客将目光投向世外桃源般的南太岛国，人们纷纷飘洋过海去领异国风 情，享受回归大自然的轻松和愉快。在萨摩亚的两年多中，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利用休息和节假日时间，查阅有关书报章杂志、官司方材料，并采访当地居民，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的检验写出了这本书，可以说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萨摩亚的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和文化特色。

洪承畴是明末的重臣，他极力挽救黑暗腐朽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朝政腐败，导致了松锦战役惨败，最终被清军所俘。面对清军他忠贞不屈，但无可争辩的历史总趋势猛烈撞击他的心灵，最终降清。从而成为有名的千古贰臣。洪承畴，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时任陕西三边总督，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监督河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军务。崇祯十四年因为清军进逼明朝京都，调任蓟辽总都，率领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匹四万，援助锦州，在松山地区与清军会战，结果大败，被俘获至沈阳。崇祯帝以为他肯定以身殉国，为他建立祠堂，举行预祭。而他却心甘情愿地投降于清朝，隶属于汉军镶黄旗。顺治元年跟随清军入关，后来任总督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顺治十年受命胡广、两广、滇黔，镇压各部的农民起义军，到顺治十六年攻占云南后回到北京。历任武英殿大学士、五省经略等职。顺治十八年康熙帝即位后退职。于康熙四年归西，谥号“文襄”。

本书中所收录的寿星，都曾创造过辉煌，但是他们的命运和寻常百姓一样，他们当中有的或从小残疾，或忍受病痛的折磨，或前程受到挫折、失败，或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面对种种逆境，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博大的胸怀，凭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火一般的热情，凭着坚定信念排除了巨大痛苦与无奈，走出逆境创造了无数次辉煌。他们的人格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有志者将会有所裨益的。

这部俄罗斯著名作家蒲宁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包括三个部分：自传札记、日记和其他零散篇章。蒲宁以他一贯的简洁朴实的风格描述了他早年在乡村的安宁生活：回忆了他与文坛上大小作家的交往及恩恩怨怨，其中不乏对当时俄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如：高尔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库普林、勃洛克、巴尔蒙特等的独到的评价。同时，蒲宁在书中还表达了他——一个没落的贵族后裔对正在巨变的俄罗斯的看法与感受。

就在小小报名插队的头一天，一封加急电报自醴陵来：“母故速来醴”。这封电报给我的感受，我已记不清，也不想再去回味。只记得，我没有哭，哭不出。万种纷乱无序的感觉中，有一种感觉是明确的：她解脱了，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我只回了一个电报：“因病不能去立即安葬余候信。”收到电报的次日，4月30日，星山的信来了。信很长，是在母亲去世几天前写的（这信我后来转寄给了弟弟，但他没有退还我，我便失去了这封重要的函件）。大意是：上级机关研究了母亲的问题，为她落实了政策，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但已个别通知了她。母亲闻讯异常高兴，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去静远那里了。”又说，母亲患了感冒，正延医治疗。仅仅几天，她的病情转重，带着美好的愿望离开了人世。弥留时，身边竟无一人。命运捉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我以为一切痛苦、折磨、忧虑、打击、悲伤、灾难，都已成为过去，再也不可能加害于我们时，最残酷、最狞恶、最歹毒的一击，竟落了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她重获自由之时，当她苦熬了七年，盼到了与亲人团聚安度晚年的机会时，死亡向她伸出了魔爪！为什么在我终于能够以加倍的温存体贴，补偿她所遭受的一切磨难，哪怕一年，哪怕只有半年，让她带着微笑，在亲人的怀抱里走完人生的苦难历程，——恰在这时，斩断了一切希望，剥夺了补救挽回的一切可能！多么残酷，多么狞恶，多么歹毒！这回我哭了，哭得五脏六腑都要翻倒出来。我哭，不是在接到她的死讯时，而是在接到她的“喜讯”时！母亲去了，她永远安息在外祖父的脚下，再也不为人间的悲欢离合所苦。留下了我们，承受这永恒的悲哀，终生的遗恨。一年后，母亲的存款一万二千元解冻。我从中拨出一千元赠星山家，四千元赠骆家坳生产队，他们用这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袁昌英号兰紫，是外文系的戏剧教授，她大概是英国又是法国留学生，因为除了教两门戏剧之外，她还教一门法文，她是属于严师型的，教书极其认真负责，几乎不苟言笑，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极富于感情的人，对学生爱护备至，我记得在同系同学王梦兰的追悼会中，她在致悼词的时候，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战后，我有意回母校教书，那时系主任是吴宓先生。吴先生不认识我，一切都是袁教授安排妥当的。我是在二年级读“近代戏剧”开始受业于兰紫女士门下的。说到袁女士受聘担任戏剧教授，有一段掌故似乎必须一提：武大初期，闻一多担任过文学院长，为时甚暂，好像只有一年。后来就由陈通伯先生担任，一直到抗战开始之后两年。陈氏在物色戏剧教授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徐志摩推荐一位曾在北平师大教过英文，翻译了英国喜剧家《贝里全集》的某君。陈氏乃按址造访，接淡之下，发现此君虽然翻译过《贝里全集》，对欧美戏剧的全局，知识并不广，更说不上有深度。在谈话中，当然也触及此君役有去过欧美的事，结果是料想得到的：碍难延揽。然此君为此事对通伯先生恨了一辈子，一有机会就大加攻击，而且总是在“不是欧美留学生”的题目上兜圈子，好像对方“只重衣衫不重人”，若在今天，大约可以用“歧视”的罪名，诉之于官司了。袁氏受聘为戏剧教授，除去因为她在英国、法国研究戏剧之外，还有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因素。她的夫君杨端六先生是货币与银行学的权威学者，在武大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学院长，也是英国留学生。武大初创时代的几位台柱都是留英的学者。地利加人和，再加学养，袁氏之外，实在不作第二人想。那位未出国门一步的贝里专家，对通伯先生只有怀恨了。“近代戏剧”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不外选一些易卜生、梅特林克、萧伯纳、契可夫、莫里哀等人的剧本来研读分析。我起初颇嫌她的进度太慢，因为她常用图解来讨论一个剧本的结构，有些是属于极基本极浅近的知识，她还是详加解释，不厌其烦。我何以不逃她的课，若加以无情的分析，完全是虚荣心的驱使。袁教授除去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规定每人课外作业好像是每个月一定要交一篇读书报告。指定的读物多半是正在讲解的这位戏剧家的其他剧本。我一向喜欢话剧电影，中学毕业辍学一年家居的时候，偶尔还写些剧评影评，投给上海的报纸，换取微薄的稿费，再去买戏票，因此我细读一本剧本写出来的报告，在格局上大约与初次接触到西洋戏剧的大二学生迥异，每次兰紫女士在发还报告的时候，总是不惜以最美丽的字眼恭维我的凡品，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岂能例外？她阅卷批改极其谨慎详尽，报告交进去之后，可能一星期也可能两三星期才发还，我不愿失掉受恭维的殊荣，只有准时上课等待夸奖，哀老师说话湖南口音甚重，把我的学名“鸿藻”二字总是念成“焚草”。一位较我略为年长的同学，对我的“不虞之誉”，不免悻悻然。某次在上课前，他慨乎言之曰：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这两堂课，非要听到焚草如伺如何不可，真是“焚草坑人”了。袁教授在三年级教我们“欧洲戏剧沿革”。第一学期全教希腊悲剧，我们在神话方面底子太差，所以师生之间彼此都很吃力。我写阿斯基勒司、索佛克里斯、尤里匹迪斯剧本的读书报告，自然不如写易卜生、萧伯纳等人作品那么得心应手，但是这并无大碍，兰紫老师还是继续夸奖下去，同学中有人称她为“印象派大师”，并且举出例子说，比我们高一两班谁和谁，即使在考卷上画几个圈圈，也准拿甲等。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对我而言，至少是有一部分属于印象分数。后来因为我病体支离，我想还有一部分是同情与鼓励的分数。她和另一两位老师，都深怕我会“英年早逝”的。袁昌英教授的著作不多，我读到的仅限于《孔雀东南飞》（剧本）、《山居散墨》（散文集）和另外一些零星文字。有一篇挖苦洪深写的“赵阎王”，因为好些地方完全是抄袭“琼斯皇帝”。一开头她说“琼斯皇帝”并不是“赵阎王”的老子，而“赵阎王”竟然是“琼斯皇帝”的儿子，是比较有趣的一篇。大体上说来，她也和一般的学者一样，写文章能“重”而不能“轻”，求“轻”的时候，反而显得费力。朱孟实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形。她是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兰西文学》（1929年，编著丛书，商务印书馆），以后又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写了《法国文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此外，还著有《西洋音乐史》等。她是大学教授，在讲坛上讲了几十年的戏剧、法文、希腊神话、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欧洲近代戏剧等课。她是作家，写有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30年，商务印书馆），剧本《饮马长城窟》（1947年，正中书局），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务印书馆）、《行年四十》（1945年，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牛》等。她是翻译家，译有法国剧作家的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还用英文写成《中国爱国文学》。她叫袁昌英，字兰子、兰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