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大与万斯同兄弟世称“二万”，是清初浙东学派的双杰。本书以万斯同评传为主，附以万斯大评传。万斯同是著名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以史学名世。但他的一生只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他的著作也未有完整的考定，他的经学瑕瑜并存，而其史学近年来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本书对他的生平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他的著作予以全面的考述，在评论他的经学、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史考时，尽可能发掘出他的未被人知的一些成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和失误的教训。本书对万斯大的生平，他在《礼》学和《春秋》学上的贡献，其经学的特点以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作了一定的评述。

《党员干部楷模杨善洲》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详细介绍了杨善洲生前工作、生活、学习的真实情况，共收录123篇文章，包括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杨善洲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材料、杨善洲先进事迹新闻报道以及亲人眼中的杨善洲、领导干部谈学习杨善洲、各界群众对杨善洲的赞誉、杨善洲讲话及笔记选编等内容。《党员干部楷模杨善洲》画册共收集159张照片、43条箴言、13个口碑故事等，图文并茂记录了杨善洲光辉的一生。《党员干部楷模杨善洲》音像资源收录了杨善洲先进事迹报告团实况录像，以及记录、反映杨善洲先进事迹的相关影像资料，真实再现了杨善洲的光辉形象。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严复评传（套装上下册）》简要评述了严复译书启蒙、教育救国的一生，对其参与南北和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与评价。同时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教案观及文化观，多维度地探寻其心路历程与思想底蕴，检讨其眼光心计的高远深邃与毁誉得失。并通过对《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的实证性研究，揭示出严译名著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严复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学校，有着光荣的传统，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作为一所好学校，既要有好的教育理念，又要有好的校长和好的教师，而其中的关键是教师，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于教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学校的成功需要有好的传统，一所好学校的传统，并不是体现在学校的建筑上，而是体现在教师队伍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会不断地变化，不停地进行新老交替，但好的校风、好的教风则会一代代传下去，使学校的光荣传统得以继承与发扬，因而，好学校的根本就在于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好学校的好教师必定是有特色的，他们不仅要具有“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具有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求知精神和开拓进取、勇于探索、不断钻研、富于创造的创新精神。好的教师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先进的理念研究教育教学，并把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只有时间而没有理念的教师只能是“教书匠”，教师的实践不应是凝固的实践，而应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实践，好的教师应成为“有理念的实践工作者”。从《首席教师风采录（2）》每位教师的体会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为华东师大二附中教师的代表，他们都是有思想、有理念的，也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全体教师的辛勤努力和不断创新的实践，才使得二附中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我的祖父章太炎》由其孙、当代学者章念驰先生将近年来已发表文章汇集成册，多角度展现了章太炎在革命、学术、交游、生活、成就等方面的履迹，作者以恳切的态度探讨了建国以后章太炎研究中的误区，使得本书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思辨性。

罗钦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他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本书旨在客观全面地描述罗钦顺的生平和学术思想，通过揭示他和王阳明的思想交锋，着意阐释罗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以及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地位。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天崩地解”时代的传大思想家，又是在多种学科领域内皆有杰出建树的大学问家。全书对这位三百余年的文化巨子作了全文位的观照与剖析，包括黄氏的生活背景、生平事迹、启蒙意识、哲学思想、史学精神、文学理念、文学创作及其他科学观念等，重在表现黄宗羲身上的时代气息、思想活力与学术个性。本书在体现黄宗羲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博大宽阔的学术胸怀时，有意凸显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思考和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人文情结，还试图揭示历史演进中的特定条件与历史人物个体间可能存在的某些精神契合和感应性关联，并且更多地着眼于黄宗羲非同寻常的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有价值的反思与探索。书末还备有简略的《黄宗羲年表》，便于考索。

我国回族是由历史上的“回回”穆斯林移民演变而来的。明清之际，正值该民族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后其文化思想和民族意识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期间，该民族中涌现出了一些精通伊斯兰经典和儒家等多种文化并具有回汉双重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回儒”）。正是他们，在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宋明儒家理学的全面影响下，创造了我国一个新的理学体系一一“回回理学”。明清回回理学的创立，不仅是对其本民族的巨大贡献，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从特殊意义上看，它也证明了回汉两族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本书的三位传主，就是曾经为这一理学体系的创造做出过极大贡献的回回理学家。其中，王岱舆是这一学术体系的最主要的开拓者，是他创造性地探索了译著（伊斯兰汉文译著是回回理学的具体著述方式）的目的、任务、内容、形式和道路；刘智进而使其规范化、精致化，使其更富思辨性质；马德新则予以拾遗补漏，整理出新，为推动其后期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本书针对这三位回族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及其贡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并以之为典型个案，深入地探讨了回回理学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6世纪中叶以降，阳明心学之发展大有超过朱熹理学的势头，逐渐演变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思潮。罗汝芳正是这股思想潮流之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泰州王学的传人，他的心学思想也有其独特之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以“天心”观为基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近溪思想无疑是判断阳明心学以及泰州王学之走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实现。

刘宗周是明末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 明代中叶以后，以阳明为统领的心学弊陋日显，以至流为空虚，宗周生逢其时，对王学末流之诟病勉力匡挽，思以补偏救弊，其学说远承近接，提清诚意，归约慎独，由阳明会通程朱，并反溯《大学》、《中庸》，而独出义理规模。应当说，王学末流之病，经由宗周的一番着力扭转，学风逐渐趋于健实和客观。宗周一生。主要是学者的一生，虽然他很早就走上了仕途，但他一生实立朝者却只有四年半，其余大部分时间勤于著述。宗周思想推本于濂溪及程朱，而与程朱又皆有龃龉；得源于阳明，而为说又另立系统；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景逸、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人们认为，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此说当不为过。本书系统地描绘和评述了宗周一生的思想发展，尤其对宗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宗周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了细致的考察，并对宗周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刻的说明，力图呈现出宗周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基本性格，并藉此展示出儒家心性学说的规模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