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系统、权威、完整地介绍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清华大学已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吴澄（1249-1333）是元代为数不多的大学者之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吴澄评传（套装上下册）》着重从哲学思想方面对他做了评述，在附录中还对他的年谱以及文集版本做了详细考订。《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吴澄评传（套装上下册）》认为，吴澄的学问根底是从朱学中来，他一生勤于著述，在经学方面用力尤深，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朱熹一系重视“道问学”的特点。在理学上，吴澄主要是继承了宋儒尤其是朱熹的很多思想，但在某些地方，也有所推进，例如，他提出了“理在气中”的观点，成为明代理气一元论的先声。在教法上，吴澄主张尊德性以道问学，这常被误解为倾向陆学或和会朱陆，其实，吴澄所说的“尊德性”是“主一持敬”，它是典型的程朱一系的功夫路数。总的说来，吴澄既坚持了朱学立场，又较少门户之见，卓然为一代大家。

陆九渊是我国南宋时期最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地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心学转向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本书紧紧围绕新儒学思潮的天人内外合一之道，从伦理价值本体和道德实践主体对偶连通结构切入，大量采纳了符号逻辑的模型论思想和现代数学的拓扑学方法，积极借鉴了存在现象学的还原分析技术，通过对陆九渊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全方位评述，条分缕析地挖掘了象山心智哲学的文化．历史意蕴和道德主体精神；通过对朱子学、象山学和阳明学的大尺度评述，简明扼要地比较了心学外化道路与理学内化道路的时代精神特征与民族文化品性。

万斯大与万斯同兄弟世称“二万”，是清初浙东学派的双杰。本书以万斯同评传为主，附以万斯大评传。万斯同是著名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以史学名世。但他的一生只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他的著作也未有完整的考定，他的经学瑕瑜并存，而其史学近年来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本书对他的生平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他的著作予以全面的考述，在评论他的经学、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史考时，尽可能发掘出他的未被人知的一些成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和失误的教训。本书对万斯大的生平，他在《礼》学和《春秋》学上的贡献，其经学的特点以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作了一定的评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严复评传（套装上下册）》简要评述了严复译书启蒙、教育救国的一生，对其参与南北和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与评价。同时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教案观及文化观，多维度地探寻其心路历程与思想底蕴，检讨其眼光心计的高远深邃与毁誉得失。并通过对《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的实证性研究，揭示出严译名著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严复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我的祖父章太炎》由其孙、当代学者章念驰先生将近年来已发表文章汇集成册，多角度展现了章太炎在革命、学术、交游、生活、成就等方面的履迹，作者以恳切的态度探讨了建国以后章太炎研究中的误区，使得本书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思辨性。

罗钦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他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本书旨在客观全面地描述罗钦顺的生平和学术思想，通过揭示他和王阳明的思想交锋，着意阐释罗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以及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地位。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天崩地解”时代的传大思想家，又是在多种学科领域内皆有杰出建树的大学问家。全书对这位三百余年的文化巨子作了全文位的观照与剖析，包括黄氏的生活背景、生平事迹、启蒙意识、哲学思想、史学精神、文学理念、文学创作及其他科学观念等，重在表现黄宗羲身上的时代气息、思想活力与学术个性。本书在体现黄宗羲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博大宽阔的学术胸怀时，有意凸显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思考和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人文情结，还试图揭示历史演进中的特定条件与历史人物个体间可能存在的某些精神契合和感应性关联，并且更多地着眼于黄宗羲非同寻常的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有价值的反思与探索。书末还备有简略的《黄宗羲年表》，便于考索。

我国回族是由历史上的“回回”穆斯林移民演变而来的。明清之际，正值该民族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后其文化思想和民族意识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期间，该民族中涌现出了一些精通伊斯兰经典和儒家等多种文化并具有回汉双重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回儒”）。正是他们，在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宋明儒家理学的全面影响下，创造了我国一个新的理学体系一一“回回理学”。明清回回理学的创立，不仅是对其本民族的巨大贡献，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从特殊意义上看，它也证明了回汉两族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本书的三位传主，就是曾经为这一理学体系的创造做出过极大贡献的回回理学家。其中，王岱舆是这一学术体系的最主要的开拓者，是他创造性地探索了译著（伊斯兰汉文译著是回回理学的具体著述方式）的目的、任务、内容、形式和道路；刘智进而使其规范化、精致化，使其更富思辨性质；马德新则予以拾遗补漏，整理出新，为推动其后期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本书针对这三位回族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及其贡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并以之为典型个案，深入地探讨了回回理学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6世纪中叶以降，阳明心学之发展大有超过朱熹理学的势头，逐渐演变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思潮。罗汝芳正是这股思想潮流之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泰州王学的传人，他的心学思想也有其独特之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以“天心”观为基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近溪思想无疑是判断阳明心学以及泰州王学之走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