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历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又都有所建树。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和积极工作的欧洲伟人。他被人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他从一个诗人变成富甲一方的欧洲伟人，有极不平凡的带有传奇性的经历。本书会满足你探求的愿望，给予启迪。

伴随着“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这句口头禅生活了六个年头。作为《东方之子》栏目的制片人，我有幸结识了两千多名“东方之子”，虽然多数未曾谋面，但在我心中，却永远保存了他们真实而生动的面容和言语。这是一份难得的感受性材料，也同样是这个变动着的中国社会的浓缩，它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了一段历史。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东方之子》，或者说在《东方之子》节目中树立什么样人的形象，一开始我们做了如下定义：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业绩或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对观众的启示和收获。当然是以人物的命运和感受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为前提。然而久而久之，《东方之子》以真名头的响亮，确立起舆论地位并被重新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它是一种称号，它所推出的只能是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于是就有了“东方之子”沦为阶下囚、“某某拒当‘东方之子’”的渲染。现实社会就是这样，人们妥协于日常的琐碎生活，活着本身就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在意识深处，人文主义的思想信念依然固守，英雄的人格力量照样打动他们。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是传颂英雄和神话的地方。现在有人却说这是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传统的英雄已经死亡，面对价值体系的错动，信念的动摇带给我们无奈的情绪。但我又无法说明，《东方之子》的存在及其影响证实了什么。当我们用文化人的眼光冷静地看待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种纯粹个人存在的本能抗争，但一经还原生活，原来是那样丰富多彩。当电视的发展，使它有能力关注和尊重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不以成就论英雄”是我的一贯主张。成功、金钱和地位只体现人生追求的表层价值，人生在世，是否幸福与满足，最终要看他的精神世界是否富有。然而，意义与价值体系的演变，现实对理想的反差与背离，使大到社会群体、小到我们节目的制作者、审片人，都无法统一于单一的评价标准。因此，这些“东方之子”不可以当作一把尺子，但可以是一面面镜子，反映出这个时代。体验他人之体验，是否能让我们的内心亮堂些呢？我惊异于与世纪同龄的“东方之子”所经历的层出不穷的社会动荡，身处世纪之末，更应以严肃的态度整理和保存他们的口述，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我尊重固执己见的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动摇，没有困惑，生活的磨砺使他们应对有方而充满自信。我喜欢爱憎分明的人，或许他的动力就来自于对家人、对事业、对国家的热爱，愤世嫉俗才使他建功立业，敢于声言自己的爱、恨，必是性情完整的人。我羡慕有志之士，一生都在不断追求，说明他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快乐因奋斗而得来，成功的喜悦可以洗刷他的一切痛苦。我推崇淡泊名利者，这样的人必定修养扎实，从来不会有失落感，曾经沧海难为水，叫做“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我敬佩以天下为己任者，虽说没见过“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但牺牲自己，一心为国的，大有人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是高尚的人。这部访谈录，记下他们的真情实感，这些“东方之子”都是我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敬重那些拒绝进入《东方之子》的人。不过我想，一个本来就有名有姓的人，不该只会“悟道”，更应懂得如何去“传道”。80年代末，电视的导向作用被空前地挖掘出来，尔后的沉寂似乎已靠政策的宽松打破，但电视的功能除了提供信息和欣赏外，它的引导作用并非已被我们认同。我极其反对丢弃中国电视传播教化这一法宝，同时我也坚决拥护把接受与判断的权力还给观众。能够传递不同的声音，展示多元化的视角，才是大众传媒的合理状态。电视是商品社会的产物，电视节目或许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但与其他艺术品不同的是电视节目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它的消费者即是受众。我曾经极力反对把电视当作艺术来追求，用心是在提醒同仁不要过于执著，以免孤芳自赏而忽略受众的存在，因为电视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故事电影、纪录电影等艺术嫁接的时候，它起到的只是转播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电视的市场尚未打开，既受宣传任务和大台垄断的客观制约，又有从业人员的素质局限，前者有目共睹，后者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当我们想方设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时候，可能摆出一副宣教嘴脸，使用过于夸大和教条式语言，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文革的遗毒并没有肃清。一位作家说过：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因此，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研究和掌握一种面对受众的表达方法至关重要。《东方之子》节目的主要标志是人物访谈，访谈是一种节目形式，也是我们的表达方法，从世界电视节目的发展看，“访谈”是一种趋势，而在国内却非常稀薄，可以说《东方之子》是开创性的。这里我看到：中国人以前说话的机会实在太少，以至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中国人真想发表言论，一有机会竟是那样精彩；中国人心地善良，通过努力获得的成绩，总忘不了领导与群众曾给予的支持……《东方之子》的人物访谈，是通过主持人与被访者的双向交流完成的。在访谈过程中，要求主持人做到以下几点：1.主持人应着意把握“焦点”，即被访人独特的业绩、经历与个性，以此作为整个交流过程的核心；2.不以介绍其业绩与经历为主，不铺陈其成功或经历的具体过程，而着重展示其独特的内心世界、感受，以写意方法，从“焦点”切入抓住若干主要方面，深入开掘，以点带面，勾勒出独特的人物形象；3.注意人物具有的新闻性，但点到即止，不刻意渲染，以区别于常见的新闻报道。特别注意挖掘与展示人物未曾被发现的、有价值的独特面，再造新闻；4.根据当今最广大观众的基本需求，侧重揭示人物的“变”，即对时代快速变化的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和相应的行为选择取向。总之，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访谈节目的出现，给中国电视带来了巨大变化，它不是简单概念的灌输和赤裸裸的渲染，不再是作者的主观操纵和一厢情愿。《东方之子》的访谈风格，已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主持人谈话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与以前电视记者的采访有很大不同，摆脱了空话和套话。在《东方之子》节目中出现的主持人先后有十五六位，出身几乎都是学者和记者，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阅历，思想深度和独特角度，在为观众传递客观信息的同时，也提供思考和判断。当然，目前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语言的禁忌使他们缺乏幽默，思想的障碍使他们活跃不起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未来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各领风骚的将是这样一些人。记录历史是一个电视工作者的责任，传播思想，倡导风尚更是我辈的使命。说到底，我们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与传播。电视的播放毕竟有它的局限，再传播的意识驱使我们以笔录下节目内容，以书出版，分飨读者。细心咀嚼，慢慢读来，自然会有更深的理解。

中国青年世纪金版珍藏本 1901～2000年度青年人物 1901～2000年度青春备忘。

本书记述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奋斗、工作的典型人物的发奋历程。

内容简介快乐女孩关凌亲自打开上锁的日记本，披露她成长中一步一个脚印的心路历程。在书中，关凌满含真情地记下了《我爱我家》戏里戏外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与她朝夕相处的家人、朋友、同学、老师；还有她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少男少女纯真奇妙的情感世界，以及她对生活朴素生动的所感所思所爱，浓浓的亲情友情、趣闻密语，释放出成长的快乐，生命的美妙。是一本值得反复咀嚼、细细品味的好书。翻阅这本书，快乐的心绪源源不断，在愉快轻松的阅读中收获成长的智慧。相信你会像关凌一样感觉到：快乐真好！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共产党人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入党后仍以牧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被人称为“红色牧师”。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本书讲述的就是董健吾的一生的传奇故事。

由著名学者进行世纪回顾，以与世纪老人对话的方式，展示学术大师在世纪风雨中的经历和感悟，言谈话语中反映了学术大师的境界和风采。《世纪老人的话》有两大特点：一、直接交流、对话，客观性强；二、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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