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忠毅人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从他的成长、思想、为人处世中学到了不少的人生哲理。首先，从曾国藩的成长中看到勤奋好学，立志为本一直是他成长过程中理想与信念，也正是这个信念才激励他走向成功。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他家世代务农，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然而，在曾国藩的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祖父曾玉屏，他教导曾国藩说，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的八字诀（早、考、扫、宝、书、蔬、鱼、猪）和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被曾国藩反复品味，作为曾氏家族的家训主要内容，后来，曾国藩就立誓苦读，奋发图强，成为一代豪杰。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那么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应正确树立自己的奋斗目标及理想，“诚信为人、立志为本”，在工作中我们应当按照现代教育的要求，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的思想，坚苦奋斗，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次，从曾国藩的思想精神中可以看到一个人怎样才能走向成功。人有精神才有立场，有立场才有风骨，有风骨才有境界，有境界才有气象，有气象才叫活出一个人来，曾国藩就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他的立场是在京城研习了十几年，在江南践行了几十年的理学。正是这种精神立场，才使他一呼百应，成就功名。曾国藩的思想主干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国周新颐，周新颐把人放在《太极图说》的中心地位：“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惟人也得共秀而最灵”。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就是“诚”。所以，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性、曾国藩觉得自己一身毛病，面孔杂出，而各种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不诚实，他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可以光大，可以持久，都是因为诚实的原故。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他这种思想，对于处理任何一件做到“诚实不欺、实事求是”。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待领导和同志都应“以诚为本、宽以待人”，这也正是一个人走的成功的必要条件。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最后，使我感处最深的就是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曾国藩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四知”就是孔子的“知命”、“知礼”、“知言”，丙加上他所的“知仁”。“三恶”就是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惑。巧，就是和巧、盈，就是丰盈，惑就是多猜疑。我们应当从他所说的“四知”、“三恶”中理解内涵，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为指导方针，认真借鉴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在学习和工作生活中把握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为人处世上做一个成功的人，在事业上力争成为一个所作为的人。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读书是获取间接知识的最好途径。“勤奋好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将我们学校读好活动矿日持久的开展下去，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自己，正所为人并不是天生就是美的，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毛病，而医治毛病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读书。

本书是“中国圣贤人生丛书”之一。曹操，即魏武帝。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等职。曹操。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后用其名以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元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二十余万南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魏王。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曹操生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俗门弟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所统治的地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法接要》等书。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曹操的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在他们提倡、带动之下，这个时期的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光采夺目的一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建安文学”。曹操的诗今存二十余首，较完整的散文四十多篇。他的诗都是采用乐府古题，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造，对五言诗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向为后人传颂。散文亦清峻整洁。他善于以质朴刚健的语言直抒胸臆，无典雅浮华之弊。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散文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等。遗著《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

全书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为主线，描写了崇祯十一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南原几乎全军覆没，潜伏深山，惨淡经营，重振旗鼓。后入河南，占洛阳，攻开封，克襄阳，破潼关，入西安，陷太原，所向披靡，于十七年春进入北京，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李自成走向辉煌胜利的同时，由于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廖家两代人：廖仲恺 何香凝和廖梦醒 廖承志》作者是海南省琼海市人，1940年12月生。1965年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前馆长，副研究员，兼任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顾问等职。二十多年来，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在《广东社会科学》、《暨南学报》等学术刊物及省、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何香凝与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试论廖承志对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等论文六十多篇。其中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等刊物全文转载。与友人合写的《廖承志传》1991年荣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授予的优秀成果奖。此外，还参加编辑《纪念廖仲恺何香凝》（图片集）、《廖仲恺研究》、《廖仲恺何香凝研究》和《廖承志文集》等书。

柯尔贝尔是路易最有名的臣子。他是新式公务员的缩影：努力工作、全心奉献，秉持着对国王的忠诚而平步青云。在进入路易十四政府之前，他担任过红衣主教马萨林的家族总管，继而被马萨林亲自推荐给路易。他出生于1619年，而1661年首次被召唤担任国务会议成员时，他的年龄是路易的两倍。之后他在1664年成为国王所有宅邸的总管，接下来又担任财政大臣，到了1669年则是海军国务大臣。不过尽管他在政治生涯中曾任职于不同的领域，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在于整顿王国的金融制度。在柯尔贝尔所接触过的政府领域中，说他用过激的观点处理事务是错误的。在财政方面，他采取的是节流政策来增加国库收入。前面已经提到，他在1667年主持了一项调查，揭发假称贵族以逃避税赋的人。这项行动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因为它不仅减少了贵族家庭的数量，也迫使那些想让自己的身份获得官方承认的贵族缴了不少钱给国库。同样在这种节流政策的考虑之下，柯尔贝尔收回了许多之前因出租、出售或其他因素而失去的王室土地和特权。他还大量废除自1630年以来政府为了出售求利而创造出来的无用官衔。当初一时的收益早就因为这些官职薪资的支出而消耗殆尽。柯尔贝尔对于国家公债的投资者也一样的冷酷无情。虽然投资者投人大量资金，但由于政府也必须付出可观的利息，所以这些资金对国库收入没什么助益。柯尔贝尔废除了近半数的年息支出，对于剩下的部分也大幅缩减付息的利率。除了节流之外，柯尔贝尔还从几个方面着手增加税收。他说服神职人员增加向国库缴纳的年贡（这种年贡称为“免费礼物”）。此外并调整直接人头税的税率：提高地主的税率并降低非地主的税率，因为地主有能力负担。在间接税部分，柯尔贝尔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包税制度合理化，而在部分联合包税人（UnitedFarms）的带领下，这项政策的成效在1668年达到高峰。在包税制度下，国内关税和盐、酒、食物税等间接税都由单一的包税组织负责。这样的整顿立即让总税收迅速增加，使柯尔贝尔可以降低直接人头税的税率。所有这些财政措施都在1661—1671年间开始施行，也的确让国王的实际收入加倍。除了1667—1668年发生了小规模的权利转移战争之外，这段时间是法兰西王国相当稳定的时期。但是这种稳定的秩序和财政状况，很快就因为1672：1679年的荷兰战争以及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不断恶化的国际冲突而消殆无遗。不过这并不表示柯尔贝尔是反对战争的。他了解战争对各国君王而言是常有的事。身为路易的忠臣，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致力于增加君主的光荣声誉，并借此保护国家的安全。因此他在乎的不是战争会不会爆发，而是战争爆发后王国是否已做好准备。对于荷兰战争，他的焦虑程度和路易是不相上下的。这个贸易会议实际上在路易十四政府日渐茁壮的官僚体系中，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认为在路易十四衰落时期，王室政策的失败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大臣，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真正的事实是，政府组织已变得过于复杂、过于依赖专业官员，甚至连最有能力的个人，其行动自由都要由他们来批准。即使是路易十四自己都已陷入这个官僚体系纠缠不清的蜘蛛网。然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后，政府又开始苦思如何不通过繁复的银行体系来筹募足够的财源。于是法国再次采取短期的权宜之计：出售官职、强迫向现有的官职持有人借款、控制货币流通、抵押王国未来的税收，然后大规模地向金融家和银行家贷款，王国内充斥着取代钱币的政府纸钞，造成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四去世之时，法国的国债超过20亿里弗，而且未来许多年的税收都已被抵押殆尽。1708—1715年他执政末期，财政大臣的职位再次由柯尔贝尔家族成员执掌。身为柯尔贝尔外甥的尼古拉·德马雷（NicholasDesmaretz）为了恢复国家财政平衡，铤而走险地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方式。结果造成贸易和农业的萎缩，因为人们选择把钱存着而不敢冒险去投资。王国这样的情况让继位的财政大臣约翰·劳（JohnLaw）采取激进的方法重整经济，也就是通过国家银行的中介，促进资金的流通。在1668年的国王回忆录中，路易十四明确表示他已选择暂时控制一下自己的野心，以便再次赢得战争。他从权利转移战争结束那一刻起就开始计划荷兰战争，试图从亚琛条约中得到彻底胜利。荷兰人对路易来说是天生的敌人，他们的共和政治、喀尔文教派、贸易专长都是路易所厌恶的，因为这些都和法兰西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过他要征服荷兰人倒也有个合理的策略上的理由：法国致力于强化难以防守的东北边境，必定会引起荷兰共和国（DutchRe—public）不友善的回应，因为荷兰担忧法国会得到西属尼德兰的控制权。由荷兰共和国、英格兰和瑞典所组成的三国联盟在权利转移战争中调解斡旋，让路易接受了温和政策，但是在荷兰战争中他完全背弃了这个原则。1672年法兰西军队经列日（Liege）的主教区越过莱茵河，进入荷兰共和国境内。他们轻易获得了胜利，荷兰议会立即要求和解。路易十四的要求是命令荷兰政府无条件投降，于是获得和平的机会就此消失。这时荷兰人已流离失所，散布在整个国家，统治最富庶省分——荷兰省（Holland）的奥兰治的威廉开始组织反抗的力量。当时法国主管战争事务的大臣是卢瓦侯爵，他取代了继任利奥纳职位后采取温和主张的蓬波纳。其他的欧洲政权震惊于卢瓦侯爵的残暴政策，于是开始准备联合对抗法国的威胁。1673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洛林加入荷兰阵营，形成了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路易早先费尽千辛万苦要防范的事还是发生了。而英国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国王查理二世在1670年与法国签订多佛密约（SecretTreatvofDover）作为交换加入了法国阵线，但1674年也因国内舆论的要求而撤军。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其中获得几次重大的胜利，包括1674年并吞了东部边境的弗朗什孔泰。不过荷兰的持续顽抗则颇见成效，在1678年的奈梅亨和约中，法国归还了保卫荷兰共和国门户的重要边塞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并同意废除1667年柯尔贝尔订下的严苛关税法律。另一方面，路易十四则获得了法国和西属尼德兰交界处的弗朗什孔泰以及许多边防要塞，包括孔代、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伊普尔和圣奥梅尔（Saint-Omer）。在奈梅亨和会中，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679年2月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约定，路易仍保存莱茵河东边的重要战略城市弗莱堡（Freiburg），这座城市能保护法国的阿尔萨斯（Alsace）不受侵略。奈梅亨和约对路易十四而言代表着荷兰战争的成功结束，但并非是他在开战时想象的凯旋胜利。他知道在违反荷兰人意愿的情况下征服西属尼德兰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采取激烈手段的战争会引起敌人极为顽强的反抗（到后来路易十四显露出胁迫到全欧洲的野心时，他的敌人更加坚决抵抗他的势力，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同样采取激烈手段，结果反而让路易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失败之后躲过最悲惨的后果）。路易也了解到，必须采取比较低调不引入注目的政策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国务会议是国王的主要委员会。它处理国家所有的重要议题，不过后来则逐渐倾向讨论外交事务。成员很少，介于3位至5位，是一些有必要发表看法的国务大臣。他们实际上都不任职，头衔则随国王诏令而改变，如果有某位成员突然不被国王传唤，他就在一夕之间失去阁员的身份。由于传统中历代先王都认同国王有接受忠告的义务，因此路易十四的绝对权威就被淡化了。他告诫孙子（1700年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腓力五世）要用两种相对的方式显示王权：要听取各会议的意见；然后亲自做出最后的裁夺。路易认为专业的意见必须认真看待，但他也相信具有神圣权力的国王天职，赋予他额外的智慧和洞见，使他有权做最后的决断。路易十四的阁员比前朝官员更要具备专业能力。他亲生的儿子们虽然贵为这个伟大贵族王朝的后裔，但他不会只因为这个理由就传唤他们担任政府职务。取代他们的是财政大臣（controller-generaloffinance），以及具备行政、外交、陆军、海军等不同专长的国务大臣。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有时会被误称为中产阶级，这种误解来自失去政治影响力的上层贵族，他们出于对这些得势的新兴人物的敌意，而故意贬低他们。路易对阶级和身份具有清醒的认识，从来不用非贵族阶级的人任职于政府高级部门。于是这些官员虽然出身于下层贵族，但一旦担任王室会议议员，就证明了他们在宫廷里的崇高地位。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些议员和阁员就能预期他们的家族在社会中的阶级将会迅速窜升。像路易十四的重要亲信阁员柯尔贝尔（Col-bert），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来自兰斯（Reims）地区非常微不足道的贵族，但是他的女儿则全都成了公爵夫人。自此之后，新教成为禁教，政府采取严苛的措施强制执行这项敕令，包括将反抗敕令的人处死。1685年后的数十年内，人数占法国总人口10％的胡格诺教徒中有1／10离开了法国。虽然移居国外不被准许，但是许多胡格诺教徒在他们的牧师遭到放逐时也偷偷逃出。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秘密信仰自己的宗教，或是皈依了天主教，但明显缺乏热情。不过在“南特敕令”废除了17年之后，1702：1705年一场新教徒的叛乱——卡米撒派（Camisards）的起义在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脉（Cevennes）爆发。这样危急的情况促使路易十四派遣他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军官之一——维拉尔元帅（MarshalVillars）到该地区，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平定了这场暴乱。但是这次叛变之后，法国新教有了一点点复苏的活力，不过在1787年重新获得法律承认之前它一直都是被官方禁止的。……

封面题名：四大美女之杨贵妃全传。

本书分乡情篇、亲情篇、友情篇分别阐述了张闻天的家乡，以及他与父母、儿女等之间的关系；张闻天和夫人刘英之间的关系；张闻天与从青年到老年的战友、同志、朋友之间的友谊。 本书用这样三篇阐述张闻天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经历，但愿能在学习和研究张闻天上起到有益的作用。

本书介绍了戴安娜王妃不快乐的童年，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戴安娜和丈夫的饮食爱好，戴安娜的服饰与英国的时装业等与戴安娜王妃相关的故事。

多少岁月流迁，多少人世沧桑，不灭的是真理，不去的是英雄。虽然真理也有被云蔽沙埋，英雄也有气短扼腕的时候。开天辟地、孤独而终的盘古；积苇弥水、燃石补天的女娲；衔木石而口滴血、志在填海的精卫；不甘失败、弃尸荒野、枷化红枫的量尤；追求光明、逐日而死、仗化椰林的夸父……他们是神，但他们又不是神，他们不过是这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塑造出来的理想人格、英雄气概的化身，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人格特质。饮恨赍志、自刎乌江的项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精忠报国、遗恨风波的岳飞；临危受命、无力补天、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卫国抗敌、身死冤狱的于谦；负帝蹈海、至死不降的陆秀夫；感震辽东，死无全尸的袁崇焕……他们不是神，但却被人们当成神圣来顶礼膜拜，因为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情操。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面临前一代不同的历史条件，前人没有权力来决定后人怎么做，后人也没有资格来妄加评说于先人。我们必须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功业微巨、成败得失本不足以定英雄，人们需要继承弘扬的是对人类发展进化有益的那种精神，正所谓“薪不传，火传”。人类的历史几乎是在英雄崇拜的迷茫历程中走过来的。这种崇拜无疑地转化为一种信仰，支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鼓舞着人们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下去努力生存，在难以发展的环境中去努力发展。而悲剧英雄崇拜则大多令人萌生一种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火花。在我国最为出类拔萃的“诸葛亮崇拜现象”与“关羽崇拜现象”就是由悲剧英雄崇拜而到神灵英雄崇拜的一种典型演化。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历史上的种种英雄崇拜中，最具历史进步意义的还要数悲剧英雄崇拜。悲剧英雄是人类族群中一个杰出的层面，大多是理想主义和勇敢的实践精神的结合；是知难而进积极有为的典型；是世人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是以不完满和自我牺牲为结局的。悲剧英雄注定是悲剧人物，但悲剧人物绝非都是英雄。天道忌盈，而遗憾和残缺往往构成另一种美学境界。自古有“盖棺论定”之说，今人也时常发出为什么“死了才算英雄”的感叹，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每一个悲剧英雄人物几乎少有寿终正寝的，大多是以生命被残暴地剥夺为终结的，它所弹奏出的生命之歌既不是人间的“玉树后庭花”，也不是天上的“霓裳羽衣曲”，而是一曲令人潸然不可复闻的“广陵散”，因而这个休止符便分外昂扬激越，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和鸣与共振，因而也更愈令人感动。悲剧英雄的生成，首要因素是时代的塑造。太平盛世绝少悲剧英雄，舨荡之秋向来不乏忠义之士，因为时代需要什么人物，它便会塑造出来。而在悲剧英雄崇拜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智圣孔明、武圣关羽同出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是一个悲壮的时代，是汉魏百年大混战的产物，因而不仅乱世出英雄，而且出现许许多多的悲剧英雄人物，这是历史使然，时代使然，条件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不渝选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泰戈尔生前写下的一幅挽联，诸葛亮可当之无愧。诸葛亮的业绩无可追及，但诸葛亮的政治品德、个性人格、不止不歇的奋斗精神，与乐此不疲的敬业思想还是值得今人学习的。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确如夏花秋叶般之迅忽，关键的是如何利用这有限的生命资源，在有生之年做得多，做得好，多有所为。诸葛亮的一生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种历史的镜鉴，人生的启迪。这也是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是以为序。 周殿富 1996年12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