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奔丧湖的特点在于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克服了以往在曾国藩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入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要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以人为卷视所论著篇幅之多寡，或分卷或合卷，合卷并考虑到了入选者的学科性质和师承关系。这是第一批，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所收著作以典范性和代表性为基准，主要从学术本身的独立价值着眼，虽然有的著作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版过，但纳入经典系列，在中国现代学术特定概念笼括下出版，尚属首次。入选著作以专著为主，同时酌量选入一些论文，可以说是名著与名篇并重。对学者自述学术次第或集中谈自己为学观念和为学方法的文章，适当有所附载。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撰写和出版的时间跨度较大，版本颇不统一。此次编选，尽量选择好的底本，加以整理，并一律加新式标点。对以前出版过的较好的版本，有的则征得原整理者和出版社同意，径直选入。希望通过这次整理、校订，使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大家的著作，能够成为新的读来较为方便的版本。每卷之前有学人小传，卷末则附有学术年青和著述要目，均系编校者撰写，详略容或不同，内容务求准确，以便利读者查阅。对入选的专著和论文，附有题解式的说明。主要介绍产生之背景、出版或发表之时间、版本演变以及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情况。

苏雪林的父亲，名锡爵，字少卿，号鼎三邑养生，生于同治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兄弟共七人，他为长子。苏锡爵与他的兄弟们青年时代都曾经醉心于举业，甚至还到魁星面前虔诚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热心祀奉如此，其功名也并无多大长进，仅仅限于“进学”一一秀才而已。还在苏雪林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已因举业无望，而把那些闱墨之类的书籍抛得无影无踪了，山在任仁颇有所得的父亲苏锦霞替他们各自捐了官。苏雪林父亲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苏锡爵生有三子二女，苏雪林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当他候补山东道员时，他把第二、三两个孩子绍章、绍兰和妻子杜氏接去，而留下大儿子绍基、大女儿淑孟和小女儿苏雪林在祖父母身边。苏锡爵在山东候补一直没有得到实缺，但差委倒是不断。后来，由于那个颇为赏识他的上司他处任职，他不被新上司看重，遂重返浙江。回来以后他仍不死心，坚持要远赴云南，一则认为云南是个偏远省份，官场竞争少，二则当时的云南巡抚李经羲是个安徽人，估摸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携任用。谁知去了没过多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爆发，又仓皇逃了回来。在外求宦的父亲在苏雪林成人之前与她相处并不长。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杜浣青便成了苏雪林最为亲近的人了。除了父亲之外，二叔和四叔对苏雪林的影响较大。二叔锡恩，字均平，曾进过学。因他所谓天生的克妻命，发愤去当和尚，和尚当不成，便东渡日本留学，学法政科。后曾参与留学生的反日风潮，而被遣送回国。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动员苏家人股中国公学。胡适后来毕业于这所学校，苏雪林因此而认为她与胡适有“渊源”。由于二叔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们探讨“排满”理论，使苏雪林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四叔苏锡圭也在中国公学上学，他天资聪颖，能诗能文，是苏雪林最早的启蒙老师和文学爱好的培养者。苏氏一家迁居上海后，由于人口众多，有出无进，且一住便是三年，经济上眼看着难以支撑。祖父苏锦霞于是放弃了在上海做遗老的念头，率一家人返回太平老家。此时苏雪林的父亲已经无法做官，但他于心不甘，后靠北平的一个同宗的举荐，做了一个小公务员。大概是举荐得力，官虽不大，收入却颇为丰厚；并在省城安庆置办住宅，娶有小妾。可作为长子，大家庭沉重的负担全都压到了他的肩上。祖父回乡后，其故旧反复劝他重新出来做官，虽然他并不是有心要为前清守节，但确确实实做了伯夷、叔齐式的遗老。苏锦霞没有忘记老徽州人的传统，捐资建立了一座学堂，命为“海宁学舍”，一则纪念他那未成的海宁知州梦，二则也使苏姓子弟有个受教育的地方。苏雪林在随家回太平后，曾在此度过一段短暂的读书生活。1998年8月，台南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受苏雪林之委托，几经周折重又花1200美元买回了海宁学舍，并办好了一切手续，捐献给黄山区文化局；同年11月，苏雪林又于台湾汇款3000美元给文化局作维持经费。她对海宁学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苏锦霞在乡间贫窘的生活中未及两年，便于1914年6月去世。

作者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撼。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是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周世宗，姓柴名荣，故俗称“柴世宗”。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于公元954年至公元959年在位。本书叙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书中侧重叙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力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本书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等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录“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所征引的书目。

嘉定一地，为“濒海小邑，无名山大川之胜”，“且建县于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学士故家流风之遗也，士大夫多循谨朴鲁，仕宦无登要路者”。嘉定之学大体兴起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当时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严衍“诸君敦尚古学”。其后黄淳耀“文章气节，照映千古”。人清以后，更从这里涌现出张云章、孙致弥、张鹏翀等不少“或湛深经术，或树帜词坛”的学士文人。这样，“以乡之多善士”，嘉定“邑虽僻小，其名犹著于海内”。应该说，嘉定学人崇尚朴实、讲求气节的文化传统对钱大昕多有沾溉和濡染。钱大昕的祖先原本不是嘉定当地人。明朝正德年间，常熟双凤里的农民钱锱来到嘉定盛泾的一个姓管的人家，人赘为婿，后因没有足够的资费回常熟，便在盛泾定居下来。虽然夫妻二人只有四五亩土地、两间房子，但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钱锱死后亦未归葬常熟，就在当地埋葬，是为钱大昕的始祖。此后钱家子孙繁衍，并以耕起家，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断积累而逐渐富裕起来。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一个家族人丁众多时就会分门立户。这样，钱家到了钱锱的孙子辈的时候开始分家，分为两支，一支居于外冈，一支居住在望仙桥。迁居望仙桥的就是钱大昕的高曾祖，名叫钱炳。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是县学生，父亲钱桂发是县学附生，都做过课徒自给的乡村塾师。钱王炯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六十九岁时，赶上朝廷恩诏赐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粮食和布匹，同乡中有不少人通过虚报自己的年龄来领取赏赐。有人劝钱王炯也这样做，钱王炯却态度严肃地声言：“寿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钱王炯在教授弟子时还曾引《管子·枢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引《淮南子·诠言训》“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体现了一种无私无欲的境界。钱王炯年过八十仍读书不辍，并说“一日不读书便俗”。父亲钱桂发同样“性耿介，不妄与人交。友朋有过失，规箴必尽所欲言”。父祖辈的精神品格和生活作风，对后来钱大听的人生道路、学术历程产生了潜移默化、刻骨铭心的沾溉和影响。而这种沾溉和影响，在钱大听自己所写的饱含深切感情的回忆性文字中，也很容易感受得到，而且其晚年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之“养新”二字，还是来自祖父钱王炯的书斋名。钱大昕在《养新录自序》中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张子厚《咏芭蕉》 ……

黄遵宪，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派诗人、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黄遵宪评传》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考察了黄遵宪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重点论述了黄遵宪的外交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和中西文化观，探讨了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思想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相关度，多层面地展现了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和思想特色，客观地评价了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全书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论从史出，夹叙夹议，注重整体把握与具体考证相结合，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严复评传》简要评述了严复译书启蒙、教育救国的一生，对其参与南北和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与评价。同时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教案观及文化观，多维度地探寻其心路历程与思想底蕴，检讨其眼光心计的高远深邃与毁誉得失。并通过对《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的实证性研究，揭示出严译名著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严复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本书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结合的视角，探讨了向秀、郭象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建树，展现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六十多年发展变化的历史画面。向秀是魏末“竹林七贤”之一，被迫从山林步入朝廷，首创“性分”学说，开辟了以人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郭象是西晋“元康名士”，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其《庄子注》堪称玄学理论的巅峰之作。其学术创见为：彻底消除宇宙本原论，破“君权神授”说，确立了个性的本体地位；人性由圣人与凡人两大类型构成，圣人之性以“因循”凡人之性为特征，而凡人则以实现个性为最佳境界；圣人治国的本质，是凡人（臣民）的“自治”。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利用家藏图书及友人赠书编著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式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对后世官私书目以及目录学方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本书充分利用＜郡斋读书志＞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吸收和借鉴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晁公武的生平行迹，晁氏家族在宋代的情况，晁公武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渊源，以及通过＜郡斋读书志＞一书所反映出来的晁公武的目录学方法与思想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郡斋读书志＞做了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其特点，结构，内容，流传，版本及缺点等，进一步揭示出＜郡斋读书志＞的目录学成就与价值.陈振孙生活在南宋后期，是宋代第一藏书大家，也是宋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一.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抄书，校书，著书，自幼至老，无有终时.本书从详尽占有传主资料与前人研究资料入手，在此基础上，对传主的籍贯，仕履及藏书著述活动进行了详细考索钩稽;对其代表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与流传进行了细微缜密的辨析，并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同时，采取删繁就简的方法，舍弃一般而彰显特别，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的超多，叙录体式的创新，解题内容的精当等特点，对著者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表现的具有强烈的年代意识，辨伪意识及版典藏意识的文献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随着对＜直斋书录解题＞研究的深入，陈振孙的文献学思想必将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