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人物丛书：徐悲鸿》是人物传记故事，生动记述了中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一生。徐悲鸿出生在动乱年代，在贫困中求学，后留学法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提携后进，培育人才，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还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为抗战筹款不遗余力，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倾尽家产为国藏宝。主要作品有《九方皋》、《篌我后》、《愚公移山》等。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而几千年来文明火种的传播，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家族血脉的延续而承载着。“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延伸，只有家族繁衍的生生不息，才有国家命脉的延宕流长。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谭鑫培以其文武昆乱不挡、较为全面的京剧表演艺术才华，和在继承前辈演员长处的前提下，对老生演唱艺术不断创新，达到了老生表演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同时，谭鑫培一生严守伶规，潜心追求艺术，不事结交皇亲贵胄，表现了他视艺术为生命的节操品格；在把演唱艺术传之后人时，亦把忠厚、朴实的家风传给后代。从谭小培、谭富英直到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一代代承前启后，德艺传家，实为京剧界的楷模。

本书是人物传记故事，生动地记述了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肖邦的一生经历。肖邦出生于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年幼开始练琴，7岁登台演奏，被人们称誉为音乐“神童”。在俄国沙皇残暴镇压波兰人民起义之后，他离开祖国，移居法国巴黎。在那里，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他的钢琴演奏犹如叙事诗，有“钢琴诗人”的美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临终之前，他嘱咐亲人将自己的心脏送回祖国。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谈论中国女子的美，要有三个标准，一是“灵”，一是“秀”，一是“慧”。“灵”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音乐、美学等神秘的感受，包括自然界的力量，都能和它相会，葆有足够的悟性；“秀”是什么？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还有一种“慧”，就是智慧，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而不是计谋，表现出来的是颖悟。女人一旦是灵、秀、慧的，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如决断，识大体顾大局之类。所以，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而是从灵、秀、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明报月刊》是打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历史走廊”不是“历史大道”，更不是金光大道，远非那么平坦、风光。走廊的两侧屹立的是巉岩峭壁，中间可行的路其实只是一条夹缝。历史正是从夹缝中走过来，一面探索寻找，一面挣扎奋斗。《明月》的行进状态，也是如此。然而，尽管路途并不平坦，但她终于一步一脚印地走过来了，从查良镛先生草创至今，已穿越历史走廊四十年了。《明月》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中，经历了八任主编。第一位主编是《明报》企业创办人和《明月》创始人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也八年了，合共十二年，与胡菊人一样。《明月》最初十多年是黄金时期，销路很好，她的创刊号还要再版哩。但正如查良镛先生所说“前十年是相当艰苦”，一面倾尽心血与汗水，一面还要遭受攻击与炸弹。我不过是一个接棒者，以个人的知识水平来编这一本誉满海内外的杂志，自问力有不逮，对尺度的拿捏甚至具体编务，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期间又经历了金融风暴和香港经济衰退时期，读者阅读心态十分飘忽，香港杂志销路日渐萎缩，甚至个别名牌杂志也在这场狂飙中没顶了。《明月》还能够维持下去，订户不跌反增近一倍半，销路在稳定中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本书以存世的陈维崧著作为基础，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相互考索、排比参证，详尽地勾画了陈维崧一生的行迹，反映了陈维崧的思想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对其文学创作、学术活动、唱和交游等作了细致的考订。本书记事，采用夏历，但于年份下注明公历，以便阅读。本文每年纪事，以时间先后为序。日期确凿者按日记事；无确凿日期者按月主民事；无确凿月份者按四季记事；连季度亦不清者附于年末。谱主交流甚众，而这些人又多不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通过作者的社会关系进一步了解作者起见，书中对凡与任交游的人物，除身世无考者外，皆引述其有关行迹或简历的资料，以供参考。本书的诗文集，现存收录比较完整的，主要有两个刊本：一是康熙二十八年已巳（1689）患立堂本；二是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浩然堂本。引用谱主的诗文，主要依据这两个本子。引用康熙本中的诗文时，不再注明；引用乾隆本中的诗文时，则用“乾隆本”三字注明。

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1980）　20世纪最伟大的摇滚歌手及文化人物之一，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及灵魂人物。他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文化的象征。纵观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从Beatles时期的简单明快到深刻多变，还是单飞后的激扬奋进与随意淡然，都显示出了杰出的音乐天分与创作才华。列侬对和平的热爱与对保守势力的嘲讽，更使他成为了最受人们敬仰的公众文化人物之一。1980年12月8日，列侬倒在一位狂热歌迷的枪下，去世前甚至没有机会留下任何遗言。他在摇滚音乐史上的地位，至今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人之一 —— 约翰·列侬的“独立宣言”1970年《滚石》（Rolling Stone）完整专访录 首度出版约翰·列侬与The Beatles及“旧时代”的决裂之作《滚石》杂志中文版主编 郝舫 作序并强力推荐中国最大的Beatles网站“61乌托邦/The Beatles中文社区”网络支持收录约翰·列侬编年史及详细专辑目录附赠列侬手稿及收藏海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一样日渐被故意拔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人血脉贲张。而要了解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汹涌内心，要了解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刻意进取、先行认清时代真相、不惜抛弃一切名利的巨大勇气，这本书绝对必不可少。　—— 郝舫■扬·温纳曾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The Beatles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约翰·列侬曾说：“我们比耶更受欢迎。”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乐队，The Beatles无论在音乐还是文化上都开创了一个时代。约翰·列侬作为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及核心成员，无疑是这场“神话”的缔造者之一。然而，在这篇石破天惊的访谈中，列侬亲手毁灭了这一切，给世界上所有热爱他的人最猛最痛的一击。正如他的歌词所写， the dream is over（梦已经结束）。■The Beatles如何成名、为何解散？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孰是孰非？小野洋子在约翰的生命中占据何等地位？The Beatles、滚石乐队、鲍勃·迪伦这些巨星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本篇访谈中，约翰·列侬揭开了所有的谜团，在与扬·温纳直截了当的对话中，约翰无时无刻不锋芒毕露，甚至口无遮拦。作为最能体现列侬思想的文本之一，本书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并在Beatles/列侬迷的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多年以来，《列侬回忆》的采访模式一直是“文化人物专访”的参考坐标，《滚石》杂志率先创造出的这种新闻写作方式，不仅记载了摇滚乐的兴衰，甚至左右了新闻报道的潮流，长久以来一直被无数媒体模仿、借鉴。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人。1914年师从李叔同。1922年开始发表漫画，后以“子恺漫画”闻名，其散文质朴，流畅并具哲理性，代表作有《缘缘堂随笔》等。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公职。丰子恺一生与众多的文化人有过交往，这里记述、寻绎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部分应该出现在本书中的人物，如巴金、茅盾、张乐平等，由于觉得资料收集还嫌单薄，而写作时间又不允许，故未能一一记述，还请读者体谅。而对丰子恺艺术创作有深刻影响的一些他国艺人，则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黄先生成句在北京，唱红在上海，不是偶然的，论艺术，黄的艺术可以说也不亚于四大名旦，但声望上稍差一些。当时北方四大名旦已经享有盛誉，共要打开局面不易，经过他到各地演出和考察，他选择上了上海。他后来定居上海，在南方唱得很红。这一选择是明智的。黄先生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对京剧的发展的贡献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黄先生的艺德很高，演出时总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同台的演员密切配合，使演出获得良好的效果。他为人平易近人，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如时常举行或参与各类义务演出，或接济同仁，或慰问各界。《黄桂秋先生纪念集》分纪念影集和纪念文集两个部分编排，让读者进一步了解黄桂秋先生。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做一个最好的自己。本书介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能给人们很多启发：他从不拒绝接受世界的变化，从不否定来自他的内心世界的激励和推动，对于艺术他永远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永远是他自己，永远不会放弃对于艺术的探索和自我的表现。从他身上，我们能学习如何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毕加索（1881～1973）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很长，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同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艺术流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