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被官方、市场镀上金条的名字或者人物，正在毫不脸红的带领着中国的读者，进行着一趟糟糕的文学旅途，我们的审美情趣遭到了粗暴的规定，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恶意篡改。王朔：1958年出生于南京。曾用名王岩。1965-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5中。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学。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股役。1980-1983年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中篇小说：《空间小姐》1984年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浮出海面》1985年第6期《当然》，曾改编为电影。有意大利文译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年第2期《啄木鸟》，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法、瑞典文译本。《顽主》1987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一点正经没有》1989年第4期《中国作家》。《永失我爱》1989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动物凶猛》1991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意大利文译本。《你不是一个俗人》1992年第2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法译本。《许爷》1992年第4期《上海文学》。本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赫赫的金字招牌，正在堂而皇之地引领着懵懂的中国读者，踏上杳渺的文学之旅，我们的审美情趣到了无形的禁锢，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误导，我们睡眼朦胧了几乎半个世纪，今天，我们要对他们说不！

本书是国内著名“张学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的一册，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前所未有地汇集了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包括傅雷、胡兰成、柳存仁、李君维等知名人士，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看法和态度，文章见解独到、品评深刻。看完此书，既能深入了解这位才女及其作品在解放前的真实状况，也可感受到当时社会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重视和关爱。

王世贞是十六世纪后期声望显赫的文坛领袖。从早年的锐意复古到晚年兼容并包，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自负英才之个体与不堪振作之时代不断碰撞融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时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趋向和进程。本书前言面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实在是如入烟霭迷濛的万山丛中，不知路在何方。我们常常可以不费思索就说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一大串作家作品的名字来，仿佛文学史就是如此的简单，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进一步想下去，已经了然的却就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我们对于那些作家作品的解读，是不是符合于他们的本真呢？我们有各种各样解读的方法，哪一种解读方法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呢？最近有一位学生对我说，我们应该用古人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古人的言论。我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思维有它自己的发展史，我们解读的历史，是我们眼中的历史。我们的思维能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受着环境的制约。生当今世，而要用古人的思维方法，那只能是一种幻想。我刚读完戴燕先生的近著《文学史的权力》，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对同一种文学现象，时而这样看，时而那样看，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变成不正确；今天认为正确的，又焉知明天不被否定。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视角受着当世思想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的先知之外，我们只能从当下的思想环境和思维能力看历史。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历史的原貌究竟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的踪迹，可让我们寻觅。近千年前，王安石已说过：“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他真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史料为我们留下的，未必就是当年事件的真实。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可能通过对于出土文物的检测去寻找历史的踪迹，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是这样，如此而已。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批竹简，记载着某个人的话或某部书的某些篇，我们当然有可能据之修正存世史料的某些记载，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到一定的限度。在楚墓发现的一位鲁人的话，又焉知当年流传过程中有无变异。我们至多只能说在楚国流传的那位鲁人的话是如此，而不能说那位鲁人的原话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感于面对历史时的无奈。我们现在就回到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上来。我们知道，明人是善于作伪的。甚至作伪可以作到被作伪者的跟前。张凤翼在《谭辂》里就说：“予既纂《选》注，意欲续补至本朝，既乏书籍，亦惧岁不我与，不敢冒昧。不意坊间有《续文选》出，而弁以贱名，是重予罪过也。惟冀贤者察之耳。”（《谭辂》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明万历刻本）稍前于张凤翼的唐寅，生前就有关于他的种种说法，事实与传闻杂糅，哪一个是真的唐寅呢？我们讲明代诗文，是把前后七子看得很重的，但是关于他们的影响，说实在的，多数还来自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记述。那些记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也就大可研究。存世的史料真真假假，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真感到无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虚无的态度对待历史。我只是想说，我们应该十分小心地对待历史而已。就明代的文学思想史而言，学者们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存世资料的极端繁富与复杂，仍然有许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有许多的领域我们事实上还没有涉及，有的虽涉及而其实不甚了了，可开拓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比比皆是。门人孙学堂选择王世贞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转变的关系，我想就是这种开拓的一次尝试。嘉靖朝在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处于重大转变中的过渡期，从明代前期向着后期转变。活动于此一时期的不少人物，思想上大多有着这一转变的某些特点，王世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嘉靖朝度过了前四十年，经历过嘉靖朝的复杂的政局和思想的变动。他晚年执掌文坛二十余载，得及见重性灵、重自我的思潮的蓬勃兴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复杂性。学堂的论文，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是说得很好的。他说：“从性灵说的立场看，王世贞没有从格调说的立场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仍然可以归入格调说的范畴；但从前后七子的格调派的立场看，他则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又可称为有节制的自然表现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折衷'是准折于内心，与追求自适其趣的文学思潮更为接近了，王世贞跨越明中期与晚期两个阶段，成为文学思想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折衷'实质上是瞻前顾后的徘徊。”这个论断是有分寸的。在学堂的这篇论文中，这类细心的分寸感强的地方还有不少，如说“阳明心学和复古思潮皆在凸现主体精神的同时，压制了个性自由的发展”。如说王世贞晚年的思想，“为文学复古画上了一个重性灵的句号”。在论述过程中，学堂小心地从王世贞思想的纵向和他的周围横向展开，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的转型期特点。重实证而弃空谈，用心于材料的细致辨析，力图描述出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学堂的这些论述，会有助于我们对嘉靖前后文学思潮的流变的了解。这是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周围，还有一批转型期的人物，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学堂原是学经济的，由于个人的爱好，转向了文学。他带着山东农村淳朴敦厚的气质来南开，为人与学习，都真诚而实在。师友相处，话语不多，而给人以安祥可信赖之感。以他对待学术与人生的真诚，我想，他必定会有丰盛的收获。2002年金秋于南开大学西南村之因缘居

诗以言志，文以明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开天创世，神工鬼斧。中国是诗的国度，更是散文的故园。诗海文澜，自远古那“清且涟漪”的源头浩浩荡荡，奔涌而来——华夏历史的兴衰际遇导引着它的走向，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躁动着它的灵魂……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编《高等院校21世纪人文素质系列教材》、《华夏传统文化修养地平线：千家集》等系列丛书。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我国当代文艺发展战略与艺术保护”，荣获国家教育部多种学术奖励。这是一个东方的奇迹，梦笔生花成佳作，断须推敲铸华章。一篇短文，可以成为传世名篇，一段警句，可以成为千古绝唱，究其原因，是小中可以见大，曲微中含有精义，纳天地间俗世事，或阐释人伦义理，本书精选历代经典诗词、美文，字字珠玑，篇篇佳构，名校中文系博导精到点评。

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教授生前教学著述之余，也常以书信形式和朋友、学生谈古论今。千帆写信喜用草书，有时甚至用古体字、异体字。这些流传在海内外的书信，经其夫人和弟子的努力，终于汇成一集，与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是对程千帆教授最好的纪念，而且也不啻为今人提供了一种文风儒雅的书信范本。书信集中最早的一封信是1949年6月1日写给孙望先生的，最晚的一封则是2000年5月9日写给郝延龄先生的，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108位收信人中既有赵景深、黄焯、施蜇存、夏承焘、杨明照、缪钺、张舜徽、金克木、王利器等老一辈学人，又有林继中、王小盾等新一代学人。全书的编排方式是把致某位收信人的书信都编在一起，排列次序则是依千帆致某位先生收到千帆的第一封隹的时间为先后。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痛定之后，只剩下满纸洞彻生死的达观……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绛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本书分“崭露头角”、“旅欧游学”、“执教北大”、“《一起的峰顶》”、“辗转西南”、“芦笛诗韵”、“康乐春光”、“真正的人”以及“云山晚照”九章，叙述诗人、翻译家、学者梁宗岱的生平。

作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在胡风冤狱中饱受磨难之苦的冀汸在这本回忆录中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包括童年、读书生活，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以及后来结识胡风、绿原、邹荻帆等师友的点滴，当然也讲述了1955年后受胡风事件株连，自己以及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和平反后的感想。其中的一些回忆对于研究“七月派”和“胡风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引起人们阅读期待的可能会是作者对1955年后那段经历的叙述，就像对于《借我一生》人们比较关心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活动的记叙一样。对于这段夺去了自己25年青春年华的冤狱经历，作者自然是充满悲愤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叙写自己个人的不幸，而是把笔墨着重落在了受自己牵连而饱受折磨的妻子儿女以及那些熟识或不熟识的无辜的人们身上。妻子生完孩子后没几天，还在医院中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他就被“隔离反省”了，不见冀汸再到医院探望，她只好不顾身体虚弱匆匆赶回家，可是回去后面对的却是那个已经被查抄的七零八落的家。四岁半的大孩子也被托儿所退回，幼小的孩子还不懂事他还以为自己沾了光。挺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妈妈！阿姨们说，爸爸反革命，叫我不要再去托儿所了……”作者写这些的时候没有咆哮也没有呼号，但在这看似平静的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彻骨的悲凉！幼子何罪？竟也受到株连！也是因为是“胡风分子”的孩子，作者的次子生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被贻误致死，这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对家人的愧疚始终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胡风事件波及了许多与“胡风分子”有联系的人，其中的许多人其实与胡风、冀汸们并不熟识，只是由于给胡风们主办的刊物投过稿有过通信联系就受到了株连。冀汸在自己的书中也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他痛心而又无奈地写道，“我惭愧，我内疚，道歉再道歉，而我的道歉可一文不值啊！”这些人的灾难并不是冀汸他们造成的，冀汸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此负责。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和他的朋友们甚至承受了更巨大更加难以忍受的冤屈。但冀汸在书中却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读着这些发自肺腑的句子，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在总结自己有生之年所走过的道路时他深情地写道：“人生苦短，匆匆数十年耳。我，一个平凡人在有限的几十年中必然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甚至于对某些事件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反胡风运动’中，我没有路翎的坚强，没有吕荧的清醒和勇敢，更没有阿垅在庾死之前能以最真诚最坦率的态度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可以被压，决不被压服》，而是相信‘按照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就是反革命’这一特殊逻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被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以一个公民和干部的身份一直活到今天的。相形之下，我显得何等怯懦！……” 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交出自己与胡风的往来书信，并且按照要求“认罪”本无可厚非，甚至对于一些在文革中为求自保而不惜陷害他人的现象我们都可以表示理解，只要他们过后对于自己的过错表示了悔意。但在这本书中，在冀汸这种“深深的负罪感”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和高度的道德自律性。在这种道德自律性面前，那些无视自身的阴暗面，只会把忏悔作“千悔”进行无聊调笑的行为都相形见绌。 这本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更在于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的那种心灵震颤。它会教你如何去做一个有良知的、高度自律的人。

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包括小说、散文、诗词。同时，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往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前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著。

《新文学史料》距创刊已有百期之遥了。她创刊于十年浩劫之末，当时的种种磨难，历历在目。所谓“历劫常新”，虽略带苦味，“柳暗花明”也让编者存留了一阵阵的欣喜。百期“史料”正是三代编辑的共同努力的结晶。这里全部是文坛大师们亲忆当年大事。茅盾、夏衍、胡风、郑伯奇：左联的前前后后；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黄昌勇：王实味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