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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作家，也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妇女问题上，她一生奋斗不止，又为此受尽磨难。无论是她的文学创作还是生活经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有人受戴她赞赏她，有人恨她诅咒她，直至她逝世之后，争论还在继续。因此，剖析和研究这样一位作家，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代文学史，对于中国妇女运动，尤为重要，也颇为艰难。本书为《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丛书之一。在关注丁玲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的同时，着重分析她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中国20世纪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的艰难和曲折。20世纪初以来，上海渐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文人从事文化活动的舞台，到30年代时期，上海的文化呈现鼎盛局面。上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文人创造了文化活动的场所和氛围，栖身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国文人，又为上海文化的多元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环境塑造湖南女子丁玲，而丁玲的创作增添了上海左翼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受女革命家向警予及其女友的影响，丁玲18岁来到上海，开始她闯荡世界的坎坷人生。她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深受任教的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苦闷中的丁玲，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对爱情的大胆向往和追求，向社会发出叛逆的绝叫，震动了整个文坛，从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作家。随着丈夫胡也频为革命献身，原本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丁玲，急剧向左转，参加左联，接着加入共产党，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丁玲的创作也从描写现代知识女性的苦闷，转变成对革命和工农大众命运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她先后发表的《母亲》、《韦护》、《水》等作品，受到左翼评论界的赞赏为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是“新的小说的诞生”。1934年丁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南京被软禁四年。她自杀、逃跑不成，到北京找党不成，她写了一张表示出去后“居家养母”的条子也不成。最终，在上海地下党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她得以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回到党的队伍，接着又从上海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四年被捕的经历，是丁玲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日后在党内无数次的斗争和运动中，那张被认为是“自首”的条子，那个在软禁期间与叛徒冯达生下的女儿，成了她长期遭受批判的“罪证”。女性是丁玲倾注一生心血关注的问题。她的创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在延安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她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在医院中时》等作品，表现了被侮辱女性及知识女性在解放区根据地遇到的麻烦和歧视。在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更是大胆抨击延安解放区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现象，鼓励妇女自强自立，成为丁玲在妇女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妇女运动中，是她第一次指出：大众的解放不等于妇女的解放，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妇女问题依然存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成为丁玲反党的又一“罪行”。继1955年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她被下放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年之久。“文革”结束，丁玲复出。晚年写了一些散文和大量回忆文章。1986年丁玲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二岁。《人民日报》在发表《丁玲生平》时指出，她“在将近60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总是体现着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方向。她的名字和作品，吸引和鼓舞了许多青年走向革命，其影响远及海外。她留下的近三百万字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光辉业绩，必将镌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史册上。”丁玲留给世人的争论并不因此盖棺定论。中国文学界在怀念她的同时，也为她的作品，她的为人，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她晚年与沈从文的“历史公案”，以及她一些过“左”言论，引发争论。人们研究和探索丁玲渐渐背离自己艺术个性，渐渐成为一个“政治化”作家的社会、历史及其性格上的种种原因，引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但是，无论丁玲生前生后引发多少争论，正如瞿秋白对早年丁玲的评价那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已”。综观丁玲一生，她一直在扑火，扑文学之火，扑政治之火。她的执着和忠诚，为中国和世界知识分子怀念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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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讲的是向问天重得虎魄，用尽全力去打开虎魄之门，去救外公法轮五。谁知万劫之门打开却进入太虚之境，众人皆都相随。但被术数分为几组。

本丛书是一套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直系亲属（配偶或子女）执笔的作家传纪。中国现当代的著作，大都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既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风风雨雨，这些坎坷的过程，使他们的一生丰富多彩，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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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界大师之间的友情论争和恩怨，不仅透露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气质价值取向，而且也往往能够反映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公取向。郭沫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生涯中，结识了20世界中国富有代表性的一群文化精英，当你随着他们亦庄亦谐和的交往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笼罩在他们之间的神秘面纱将被一层层地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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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胡适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七年（一九一0—— 一九一七）为一段，归国以后（一九一七—— 一九三一）为一段。作者希望自己可读可信的自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自传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先路。本书可与《胡适口述自传》一起阅读，使读者更全面地走近胡适，理解胡适。

写了三年，这本小书总算交稿了，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写作的艰辛。以前读别人的后记，看别人如何挥汗如雨地写作，如何因为不能按时交稿而躲着编辑，总感到不能理解，有了这一番经历，便都能理解了。三年来它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下。教学之余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它，还常常为找不到更为确切的表达而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如今把这块石头交给了编辑，可以轻轻地舒一口气了。认识郁达夫是从他的《沉沦》开始的，书中浓郁的感伤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从此便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一直以为他就这么忧郁感伤着。可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才发现他也有生气勃勃的时候。在上海的日子里，他那么敢爱、敢恨、敢于战斗，哪里仅仅是哭哭啼啼的郁达夫？在这本书里，努力想写出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面，写出上海对他生活和事业的影响，但不知道是不是做到了。这本小书，最初是打算写成一本纯学术性的书，后来因为整套书的风格和体例要求，所以改成了现在的样干，试图想在通俗与学术之间找一条生路，恐怕也很难做到。值得庆幸的是，这本小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前辈的关心和帮助。陈思和老师、邹平老师等都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而每一次修改都使它更加完善，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假如现在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的话，那是我们固执己见的结果。本书的责任编辑何勇先生温和而坚决的催稿，让人无法拖延。没有这种催促，这工作又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了。还有许多在生活和工作中，给过我们帮助和关心的人，也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同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