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此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和热爱巴老的读者。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增订本。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在与巴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为了倾诉自己的感情，李致从多方面写出他心目中的巴老。到目前为止，李致写了约二十万字的随笔和日记，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文学报》、海外中文报刊以及四川、北京、天津、吉林等省市的报刊上。这次增订，并配有百余幅新老照片。对李致写巴老的散文，评论家吴野写到：“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家马识途在题为《情深文自茂》一文中谈到李致，他说：“巴金的人格力量，无疑在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困难的。”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读了李致的近作，挥毫录清人张问陶诗句“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以赠李致。《我的四爸巴金》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季羡林人生起伏跌宕，充满传奇。笔者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思索推敲，力图破解关乎季羡林人生命运的重大奇遇，猛然发现季羡林的人生有四个“7”字特别紧要。其中有两个“7”与济南相关。研究季羡林切切不可忽视。第一个“7”，是1917年的“7”。这一年，6岁的季羡林从清平来到济南城。如果季羡林不来济南，季羡林就是贫、雇农的季羡林，不是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第二个“7”，是1937年的“7”。这一年，因留学生交换期到期，国内经费停供。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哈隆教授伸出援手，聘请季羡林为汉语讲师，解决了他的吃饭和学业问题。有了工资，季羡林继续了在德国哥廷根的学业。不然，季羡林就拿不到博士学位。第三个“7”，是1947年的“7”。在二战爆发、回国归途阻断、与亲人睽隔12年后，季羡林乘飞机从北平飞回济南探亲。在见到困窘的家境现状后，他当即决定辞掉剑桥聘约，不再返回欧洲。从此在中国，他秉持“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理念，继续在学问上扩大自己的摊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一生。第四个“7”，是1967年的“7”。这年年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甘受辱的季羡林精心做好了自杀准备。这一天，他拿着一小布口袋安眠药正欲走出家门赴死的时候，突然响起剧烈的敲门声，自杀被意外的响声给“冲了”。他被造反派抓走批斗，遭受毒打之后，他顿悟了。这样的遭际都能忍受，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如果不是这个突然而至的敲门声，也就没有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

普拉东诺夫说过：“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没有普拉东诺夫，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缺了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深度关注和系统研究，当今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无论这一课题是否时尚，同样是不完整的！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普拉东诺夫的专著，既有填空补缺之意，也属抛砖引玉之举。普拉东诺夫究竟拥有怎样的艺术人生？作家“回归”之后的超时空命运和价值定位如何？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掀起的普氏研究热潮的风向何在？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由哪些基本创作思想元素构成？作家在那个美好而又狂暴、激情而又困惑的年代，如何从求索人的本真存在意义这一哲理视角看待、思考和评判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关注20世纪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历史高度深刻反思、追问和预言“那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如何提出并回答两个涉及革命的真理性和正义性的核心问题：“革命到底带来了怎样的个性”？“哪里才是‘个体’与‘整体’的接合点”？如何状写和探究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中人与社会间复杂而矛盾的共生图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人与人间原始质朴而又扭曲异化的情感世界？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作家的艺术思想是否仍然“合乎时宜”？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著者探幽的初衷，也是本书论说的重点。

《我的姐姐张爱玲》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以亲历亲闻的特殊身份，回忆姐姐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经历和所接触的人和事。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无解之谜。（张子静）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最耀眼迷离、最昂贵稀有，也最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一粒钻石超越了政治魔障，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写过《封锁》也被封锁过的中国大地，再度熠熠生辉……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季季）

郭小川，河北丰宁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并坚持诗歌创作。先后发表《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诗作。郭小川作为一位著名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他曾采用阶梯式、民歌体、自由诗、新辞赋体等多种诗体形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学习我国民歌和古代诗歌、词赋的表现手法，倡导与实践新格律体诗歌创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套书共两册，包括《郭小川纪念文集》和《郭小川画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套装共3卷）》收入1949年至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全体会员辞条。本辞典辞条按音序排列。查阅时，先按“姓氏音节表”查出姓氏拼音的页码，再按指定页码即可查到辞条，复姓辞条按首字音序检索；为方便读者，辞典还设有“姓名笔画索引”，按姓氏笔画也可查到所要看到的辞条。每位会员的辞条内容包括中文姓名、生卒年、原名、笔名、性别、民族、籍贯、党派、学历、简历、职务、职称、社会职务、个人荣誉、开始发表作品时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问、作品种类、作品名称、作品获奖情况及本人照片共20项。男性不列性别一项，汉族不列民族一项。凡会员本人未能提供最新资料，本辞典以现有档案和材料为依据整理成辞条；现存档案或材料中没有简历及作品要目的会员，未能编成辞条，列入正文之后的“其他”一栏；历年来被停止或取消会籍的会员及退会会员不列辞条。个别会员生年不详或卒年不详者一律未注明。辞典正文之后附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委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二至七届全国理事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名誉委员、理事（委员）的名单。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因工作变更等原因进行替补和增补的，不再注明。辞条中提及的中国作家协会各分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均已统一称谓，如作协山西分会更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各地作协无论改变名称或不改变名称，本辞典均按原貌记录。为尊重历史和会员本人意愿，本辞典个别繁体字、异形字未作改动。

《文化人桥：赛珍珠》简短记录了赛珍珠在中国成长、终老美国的人生经历，生动描写了她思想成长的轨迹，客观反映了她的成就。旨在通过阅读本书，中小学生能够受到激励，镇江市民能够感到骄傲，中国人民能够增进对她的了解，共同跨越人桥，谱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篇章。赛珍珠是镇江特有的文化品牌，镇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为走近赛珍珠、认知赛珍珠，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组织人员编写了《文化人桥：赛珍珠》。

罗烽，原名傅乃琦。作家。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委员、东北文艺家协会代主任、中共旅大特区委员会文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东北文联、中国作协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国作协顾问。著有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中篇小说集《粮食》，剧本《台儿庄》、《总动员》。《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是罗烽与夫人白朗的传记。

《苏轼为官之道》总体上分为三论：一是绪论；二是政论；三是事论。主要内容包括：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廉政理念、哲学理念等。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