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研究》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之一。笔者曾有写一本《陆游传》的打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篇。并且设想，要忠实地记录陆游一生，对他的生平必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生平中某些节点应有所梳理，某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应有所辨正，某些鲜为人知的隐情应有所披露，而这些，必须从有关史书和陆游所存诗文中寻找依据，绝对不能臆断和传讹，诸如以陆游为名的某些戏剧：安排陆唐相会沈园，是在出官以后；陆唐爱情悲剧，是因为陆母修改书信。这对于人们认识陆游，容易引起误解，但这毕竟是文学创作，要是撰写研究性的专著，则应有所考虑了。本着这样的思想，笔者对陆游的有关生平和节点，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限于时间，《陆游与行在临安》一文尚未完稿，只能付之阙如了。需要说明的是，白璧微瑕是学术研究常有的事。上述文章中有些地方涉及到前辈学者的个别失误，这不是笔者有意为难，而是本着学术求实的原则，作为探讨而已。笔者是在这几位前辈学者的学术指引下一步步接近陆游的，他们的道德文章、学术风范，一直是笔者所尊奉和敬仰的，如有不恭，敬请前辈学者及其弟子见谅。

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实人生通常是不完满的，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可谓人生在世，不得意者十常八九。说起那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前辈先哲，后人在景仰之余，往往也会在内心生出一种遗憾，那就是出生太晚，无法得到一睹风采、当面请教的机会。尽管可以通过阅读他们著作的方式获得一些弥补，但这种遗憾并不能完全消除，特别是对那些富有传奇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前贤，更是如此。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位留给后人太多遗憾的人物。时至今日，说曹雪芹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恐怕已没有什么人会提出异议，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赞美的程度不够，还要再加上一些诸如大天才、大思想家、大画家、大建筑家、大美食家之类响亮显赫的名号才觉得满意。《红楼梦》自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喜爱早已超越国界，这部小说也早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读者，无不对其交口称赞，书中所写的人物、故事乃至诗词可谓妇孺皆知，深人人心，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是残缺的，只有前80回，后40回则是另外一位作家续写的。曹雪芹写完全书了吗？如果他写完的话，后面的部分都说了些什么？80回之后的稿子为什么会散失，将来还能找到吗？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且十分迫切地想知道答案。从某种角度来说，《红楼梦》如同一部无法读懂的天书，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谜团。对于它的作者曹雪芹，我们所知甚少。这位优秀的作家除了《红楼梦》外，再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除了他的朋友写过几首以他为吟咏对象的诗歌外，再找不到有关他的直接记载了。资料的严重缺乏让研究者们感到头痛，自《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以来，只要是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献，哪怕是有一点点新的发现，都会激动人心，都会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一些心术不正的人难以抵御名声和金钱的诱惑，则去伪造文物，这样的事情在20世纪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尽管有关曹雪芹的研究专著出版了很多，但那些专家学者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了解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多。历史是十分残酷的，它像捉迷藏一样，让你知道一些真相的同时，往往又会对你隐瞒另外一些，而且隐瞒得很深很深，以至于人们深入挖掘了一百多年，仍所获不多，想知道答案但又无法揭开谜底的痛苦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和读者，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这种痛苦还要继续下去。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正是如此，这就像一个十分精美的花瓶，已经被打碎了二百多年，我们虽然能捡到几个碎片，看到花瓶的大致轮廓，但始终无法看到全部的细节和全貌。不过，寻找还会继续下去。只要《红楼梦》还在，只要喜爱它、研究它的读者和研究者还在，这种寻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寻找注定是充满遗憾的，注定是不完满的。这种寻找既是为了满足心中难以抑制的疑问，也是为了表达对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敬意，对这位给读者带来巨大艺术享受的作家，人们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哪怕是多知道一点点。

龙门以南，西周时代筑有韩城，是一处军事要地，后曾改称少梁，到了公元前327年更名为夏阳，地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的韩城市。汉代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的芝川地方，一家复姓司马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长成后，取名迁，字子长。他一生遭遇极其不幸，可是他“不欺其志”，——也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志向，忍辱负重，发奋著书，创作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终于成为一位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司马迁很爱他的故乡，并以故乡有大禹治水的遗迹而自豪。所以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就是说：“我出生在龙门，曾在大河以北，龙门山以南耕种，放牧。”他说生在龙门，是因为龙门是当地的标志，就用来代指这一地区。要说司马迁的籍贯，当然应该说是夏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童年、少年时期在家乡从事过一些放牧、除草之类的农活，这给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司马迁在《自序》中又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也是他少年时代的得意事。所谓古文是指和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的古代文字。既然诵读，那就应该是指用大篆古文写成的书籍了。秦始皇焚书、禁书之后，这种古籍保存很少，没有专门传授，也读不懂。司马迁十岁能诵古文，想必他也常到在首都长安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那里，阅读国家藏书，向专家请教。他聪明好学，十岁就能诵读古文，毕竟是很了不起的事。汉代学术有今文、古文之争，对于传世经典，两大学派不仅记录的文字不同，解释也有许多分歧，所传授的解释经典的书籍也很不一样。据记载，司马迁曾向传授《古文尚书》的大学者孔安国学习过，也曾向今文经学的大师董仲舒求教过。因此，他是今古文兼通的，等到他写作《史记》的时候，他就将今、古文经来了个兼收并蓄，并不拘泥于学派的不同。

一切都是这样的寂寞啊，果真有过被火焰烤红的天空？果真有过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本书汇集了中国和日本学术界关于竹内好、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竹内好，作为战后日本重要的思想家，对鲁迅和现代中国有独到的认识。他以鲁迅为思想资源，致力于建构东方的主体性。新世纪初，竹内好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何理解他的思想方法，如何评判他的观点，如何看待他对鲁迅的创造性发挥，学者们在激烈地争论……

《上海鲁迅研究（2008年秋）》是对鲁迅的研究。全书内容包括《从鲁迅的社会文化策略看创新精神》《深情怀念李何林先生》《李敖信口开河诬陷鲁迅》《鲁迅与上海断想》等。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亲近鲁迅（共3册）》的校本课程文化读本，在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下，即将付梓。这无疑是鲁迅小学教育集团课程改革中的一件大事。应当看到，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伟人鲁迅的影响力足以彪炳史册，由此形成的“鲁迅文化”可谓博大精深。然而，在复杂的历史光影投射下，鲁迅形象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这早有定评。他同时又是伟大的教育家，不仅有以关爱人的生命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体系，还有长年执教的教学实践，当教师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刻意遮蔽下，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早已被“手执匕首和投枪”、“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所替代，彰显的一直是他的革命性。至于作为“教育家”的伟大贡献，更是完全地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下。

鲁迅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医，后放弃医学救国思想，为改变国民精神转而志向文学。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1926年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离京，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务委员，与瞿秋白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一起为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而斗争。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我喜欢这些无声无息的“芝麻”和“石子”，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丁玲在北大荒》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笑枫根据采访陈明等人，并深入北大荒实地访问后写成的一部纪实报告，真实再现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经历。同时附有丁玲、陈明等回顾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内心世界的一个难得文本。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从此一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12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在寒荒地带，是如何熬过来的？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纯朴群众的友情关爱，也受尽奚落歧视，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但她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锋刺骨的环境下熬炼，最终和北大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