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婚恋与创作》包括：鲁迅的婚恋在其创作中的投影与折射、郭沫若的婚恋在其作品中的映照与超越、胡适的婚恋感应与诗歌创作、李金发的诗歌与恋情等内容。

王世贞是十六世纪后期声望显赫的文坛领袖。从早年的锐意复古到晚年兼容并包，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自负英才之个体与不堪振作之时代不断碰撞融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时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趋向和进程。本书前言面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实在是如入烟霭迷濛的万山丛中，不知路在何方。我们常常可以不费思索就说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一大串作家作品的名字来，仿佛文学史就是如此的简单，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进一步想下去，已经了然的却就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我们对于那些作家作品的解读，是不是符合于他们的本真呢？我们有各种各样解读的方法，哪一种解读方法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呢？最近有一位学生对我说，我们应该用古人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古人的言论。我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思维有它自己的发展史，我们解读的历史，是我们眼中的历史。我们的思维能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受着环境的制约。生当今世，而要用古人的思维方法，那只能是一种幻想。我刚读完戴燕先生的近著《文学史的权力》，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对同一种文学现象，时而这样看，时而那样看，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变成不正确；今天认为正确的，又焉知明天不被否定。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视角受着当世思想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的先知之外，我们只能从当下的思想环境和思维能力看历史。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历史的原貌究竟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的踪迹，可让我们寻觅。近千年前，王安石已说过：“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他真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史料为我们留下的，未必就是当年事件的真实。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可能通过对于出土文物的检测去寻找历史的踪迹，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是这样，如此而已。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批竹简，记载着某个人的话或某部书的某些篇，我们当然有可能据之修正存世史料的某些记载，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到一定的限度。在楚墓发现的一位鲁人的话，又焉知当年流传过程中有无变异。我们至多只能说在楚国流传的那位鲁人的话是如此，而不能说那位鲁人的原话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感于面对历史时的无奈。我们现在就回到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上来。我们知道，明人是善于作伪的。甚至作伪可以作到被作伪者的跟前。张凤翼在《谭辂》里就说：“予既纂《选》注，意欲续补至本朝，既乏书籍，亦惧岁不我与，不敢冒昧。不意坊间有《续文选》出，而弁以贱名，是重予罪过也。惟冀贤者察之耳。”（《谭辂》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明万历刻本）稍前于张凤翼的唐寅，生前就有关于他的种种说法，事实与传闻杂糅，哪一个是真的唐寅呢？我们讲明代诗文，是把前后七子看得很重的，但是关于他们的影响，说实在的，多数还来自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记述。那些记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也就大可研究。存世的史料真真假假，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真感到无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虚无的态度对待历史。我只是想说，我们应该十分小心地对待历史而已。就明代的文学思想史而言，学者们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存世资料的极端繁富与复杂，仍然有许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有许多的领域我们事实上还没有涉及，有的虽涉及而其实不甚了了，可开拓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比比皆是。门人孙学堂选择王世贞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转变的关系，我想就是这种开拓的一次尝试。嘉靖朝在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处于重大转变中的过渡期，从明代前期向着后期转变。活动于此一时期的不少人物，思想上大多有着这一转变的某些特点，王世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嘉靖朝度过了前四十年，经历过嘉靖朝的复杂的政局和思想的变动。他晚年执掌文坛二十余载，得及见重性灵、重自我的思潮的蓬勃兴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复杂性。学堂的论文，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是说得很好的。他说：“从性灵说的立场看，王世贞没有从格调说的立场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仍然可以归入格调说的范畴；但从前后七子的格调派的立场看，他则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又可称为有节制的自然表现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折衷'是准折于内心，与追求自适其趣的文学思潮更为接近了，王世贞跨越明中期与晚期两个阶段，成为文学思想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折衷'实质上是瞻前顾后的徘徊。”这个论断是有分寸的。在学堂的这篇论文中，这类细心的分寸感强的地方还有不少，如说“阳明心学和复古思潮皆在凸现主体精神的同时，压制了个性自由的发展”。如说王世贞晚年的思想，“为文学复古画上了一个重性灵的句号”。在论述过程中，学堂小心地从王世贞思想的纵向和他的周围横向展开，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的转型期特点。重实证而弃空谈，用心于材料的细致辨析，力图描述出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学堂的这些论述，会有助于我们对嘉靖前后文学思潮的流变的了解。这是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周围，还有一批转型期的人物，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学堂原是学经济的，由于个人的爱好，转向了文学。他带着山东农村淳朴敦厚的气质来南开，为人与学习，都真诚而实在。师友相处，话语不多，而给人以安祥可信赖之感。以他对待学术与人生的真诚，我想，他必定会有丰盛的收获。2002年金秋于南开大学西南村之因缘居

一个诗人灵魂的呢喃，一个唯美主义者最后的呼喊，一部在全球销售超过2000万册的书集集。王尔德的喜剧百年之后仍然逗得伦郭的观众哄堂大笑。他的妙语名言仍然频频被引用，令人会心微笑，并不觉得过时。百年以来，他的传记不断出现，引领好奇的读者从都柏林追到牛津，从伦敦到巴黎，去重游这位爱尔兰奇才的真幻世界。这位自称“除了天才就一无所有的爱尔兰的绿孔雀”，在狱中搓完粗麻绳，以泪洗面给自己的同性恋密友道格拉斯写这封长信的时候，还恍惚置身于鲜花与掌声、机智的谈吐与百合花的清香中。他曾遍尝人间的鲜果，曾自由或自以为自由地飞翔在精神的天堂，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天才同样可以给自己带来精神的地狱。读这样的作品，带给人们的也许并不是对他天才的激赏，而是对一位真正天才同情，以及对命运女神喜怒无常本性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本书将王维分别放置于儒、道、释三大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美学的考察探究，清理王维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探寻王维山水田园诗审美境界的获得，从而揭示主体性如何贯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本书还从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角度对王维作了中西文化的对应诠释，给读者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本书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寓理性思辨与审美体验于一体，具有相当的思考深度和创见。\t\t\t\t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被官方、市场镀上金条的名字或者人物，正在毫不脸红的带领着中国的读者，进行着一趟糟糕的文学旅途，我们的审美情趣遭到了粗暴的规定，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恶意篡改。王朔：1958年出生于南京。曾用名王岩。1965-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5中。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学。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股役。1980-1983年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中篇小说：《空间小姐》1984年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浮出海面》1985年第6期《当然》，曾改编为电影。有意大利文译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年第2期《啄木鸟》，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法、瑞典文译本。《顽主》1987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一点正经没有》1989年第4期《中国作家》。《永失我爱》1989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动物凶猛》1991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意大利文译本。《你不是一个俗人》1992年第2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法译本。《许爷》1992年第4期《上海文学》。本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赫赫的金字招牌，正在堂而皇之地引领着懵懂的中国读者，踏上杳渺的文学之旅，我们的审美情趣到了无形的禁锢，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误导，我们睡眼朦胧了几乎半个世纪，今天，我们要对他们说不！

本书是国内著名“张学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的一册，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前所未有地汇集了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包括傅雷、胡兰成、柳存仁、李君维等知名人士，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看法和态度，文章见解独到、品评深刻。看完此书，既能深入了解这位才女及其作品在解放前的真实状况，也可感受到当时社会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重视和关爱。

茨威格在诗、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而本书显著之处有对适逢人类动荡不安的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文化名人心灵的细致描摹，对人类历史和故乡旧友的深情缅怀与追忆逝水年华的隽永文学相得益彰，对各种匪夷所思的人生遭际和被常识掩盖下的历史细微深处的大胆揭露，对和平、理性、人道的急切渴望和面对人类疯狂战争的刺痛心扉和恐惧。斯蒂芬·茨威格（SreranZweig，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扰太人家庭。主要作品有《三大师传》《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入的回忆》等。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曼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和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作者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顺畅的文字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齐人物论》是周泽雄、周实和我于上世纪末的一次偶然兴到的笔墨游戏，因此在《书屋》杂志连载和单行本初版问世时，我们决定署一个伪托古人的游戏性笔名——庄周，本意在于“逃名”，而非为了“沽名”和“射利”——任何心智健全者都看得出来。为了“将游戏进行到底”，增补本的作者署名，仍像书名一样保持不变。《齐人物论》是周泽雄、周实和我于上世纪末的一次偶然兴到的笔墨游戏，因此在《书屋》杂志连载和单行本初版问世时，我们决定署一个伪托古人的游戏性笔名——庄周，本意在于“逃名”，而非为了“沽名”和“射利”——任何心智健全者都看得出来。为了“将游戏进行到底”，增补本的作者署名，仍像书名一样保持不变。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见。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崭新思考和审视，又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作者好破一切条条框框，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个人感受出发，从文学的世界度量衡出发。其观点鲜明，行文直率。指要害发掘极深，作结论用语极辣，堪称“锋利的手术刀”。有趣味的是《齐人物论》。讲句实在话，我是很喜欢《齐人物论》的。它举重若轻，生动活泼，不虚饰，不回避，不媚俗，不以权威自居，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说得那么漂亮，那么独特。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读到会心处常常暗地里叫声好，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我认为，《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齐人物论》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文学的真正进步是个人化。

诗以言志，文以明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开天创世，神工鬼斧。中国是诗的国度，更是散文的故园。诗海文澜，自远古那“清且涟漪”的源头浩浩荡荡，奔涌而来——华夏历史的兴衰际遇导引着它的走向，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躁动着它的灵魂……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编《高等院校21世纪人文素质系列教材》、《华夏传统文化修养地平线：千家集》等系列丛书。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我国当代文艺发展战略与艺术保护”，荣获国家教育部多种学术奖励。这是一个东方的奇迹，梦笔生花成佳作，断须推敲铸华章。一篇短文，可以成为传世名篇，一段警句，可以成为千古绝唱，究其原因，是小中可以见大，曲微中含有精义，纳天地间俗世事，或阐释人伦义理，本书精选历代经典诗词、美文，字字珠玑，篇篇佳构，名校中文系博导精到点评。

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包括小说、散文、诗词。同时，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往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前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