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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是宋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见我就笑了。他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很好，但是开篇的那一段里描写的头戴黑礼帽、身穿系着长带子黑长袍的犹太人，是凭想像写的，那样装束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里从未看见过。他还指着配文发表的天津第一饭店的照片说，这个地方我也住过，1937年我帮助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她也在这里住过一夜。这位86岁高龄的新闻前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他所说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发表的《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而他，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犹太人。时光倒溯至1920年。中国从不“排犹”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伊斯雷尔在天津长大后来爱泼斯坦一家从意租界搬入旧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栋公寓里。父亲拉沙尔开了一家小洋行，做进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经营，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钱的外国人那样买别墅、雇中国保姆带孩子。伊斯雷尔７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马场道，上学下学很方便。伊斯雷尔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度过的。小学、中学进行的都是英语教育，这一点他与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国孩子一样。那时，天津的犹太社会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个孩子在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对于中国文化，父亲拉沙尔持积极交流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都学会了他新祖国的语言，并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当地的犹太文化，而在中国的犹太人仍却生活在“欧洲文化废料”中。他曾经措词激烈地说道：“中国人会因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吗？不会。但在这里长期生活的犹太人会的。他们没有任何当地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可能永远生活的土壤上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子女也会如此。”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上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说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1931年，伊斯雷尔15岁了，长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天津犹太人的昔日生活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上，爱泼斯坦这样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犹太人生活：“天津犹太人基本的经济来源是做皮毛及肠衣生意。犹太采购员为犹太公司从乡下中国批发商那里买来产品，再由公司将产品出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还有一些犹太小零售商为采购员寻找货源，以此来赚取微薄的佣金。做这些国际贸易的犹太商人，资产雄厚的通过外资银行往来货款，小商人就直接通过犹太人开办的小储蓄信贷所。犹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业，这些企业只当他们为当地雇员，而不是本国雇员，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拿到的钱只有西方雇员的四分之三，回家探亲也没有任何资助。“天津的俄国犹太人最常去的聚会场所是犹太俱乐部（坐落于和平区曲阜道，原建筑已拆除），在那里能够阅读到图书馆订阅的数十种当地和国外报纸。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犹太人聚在一起收听一台短波收音机，到公告栏浏览一天两次更新的路透社新闻。俱乐部大厅用来庆祝节日，开音乐会，上演歌剧和公众讨论。犹太人在俱乐部吃喝、交谈、玩牌和下象棋，还能够上不同的短期培训班。我就曾经在那里听过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学做讲师的犹太人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天津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读过大学。他们大多是学医的。因为在沙皇俄国，歧视性的配额限制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犹太青年除少数家庭有经济能力能够被送到英美求学外，一般上完中学以后都会找份工作，在天津从业。上了年纪的犹太人，甚至没上过大学的，通常都比他们能讲两种语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强。”京津泰晤士报馆坐落于现在的解放路，利顺德饭店以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地下室作印刷厂，上边是编辑部。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1933年末或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西北之行是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稿后来轰动了世界。与斯诺的交往，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并将他们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有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本书充分利用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从思想启蒙的视角，重点阐发传主的革新精神和文化价值，力求对康有为进行新的历史解读。书中特别重视记述传主从旧式读书人到新型思想家的心路转变历程，揭示传主何以能够突破旧学的束缚而创造新学的内在与外在、必然与偶然的原因，充分展示传主以大量著述在维新变法思想方面所作出的独特建树。

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要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大中小学德育工作状况和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进一步推进师德宣传教育活动和营造学习模范、崇尚师德、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2005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联合组织了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先后在北京、山东、安徽、陕西、广西等省（区、市）进行巡回报告，引起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我们把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稿、有关领导讲话和重要文件，以及部分媒体对报告团活动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汇集成册，编辑了这本《为了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师德楷模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集》，并附报告会光盘，作为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师德教育的学习材料。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一生活动众多，著述等身，在近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都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特别作为近代新学的启蒙大师和学术巨子，锐意求新，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影响了辛亥、五四两代中国知识分子，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当之无愧的“舆论界之骄子”和“一代文化宗师”，影响十分深远。郭沫若曾说，在当时，没有一个青年人没有受过梁启超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本书描述了梁启超一生的重大事迹和心路历程：从早年探寻人生道路到投身戊戌维新运动，从成为20世纪初年的启蒙新星到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灵魂，从矢志追求民主政治到热心复兴中华文化，凸显了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互动。

陈献章，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是广东唯一有资格在孔庙里接受官方和民间最高祭祀的大儒士。他兼容宋代理学的各家各派，以及道家和佛学文化，创立了富有岭南特色的理学新派——江门学派，开启了明代心学，成为明代心学第一人。他的学说，影响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使明代的主体意识形态由理学而开始转向心学。本书以通俗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地介绍了陈献章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学说创立的艰苦过程，并深入地剖析了他的思想学说，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开岭南文化新风的历史功绩。

他们，是能人，是强人，是名人，是巨人，是圣人，是伟人，是我们心中的大人物，同样也是常人，是凡人，他们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们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他们曾万贯家财，也曾一贫如洗；他们曾所向无敌，也曾溃不成军；他们曾受人敬仰，也曾被人耻笑……在他们身上，有许多这样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跟普通人一样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像一粒粒璀璨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发亮，折射出这些思想家们身上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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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和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叶圣陶年谱长编》通过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面详尽地反映了圣陶先生长长的一生奋进的历程，包括谱文和附录两部分。谱文是谱主从1894年10月28日出生至1988年2月16日逝世为止的正谱。附录则记载了谱主逝世以后有关其著作的出版和纪念活动。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为1894-1935年的谱文，第二卷为1936-1949年的谱文，第三卷为1950-1965年的谱文，第四卷为1966-1988年的谱文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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