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揭开三百多年前明朝败亡的历史真相，再现那段血雨腥风的动荡往事。比历史好看的小说，比小说丰富的历史。国家一级编剧赵云声先生最新力作，一个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一段让人唏嘘的帝国往事。时代的兴亡是一面镜子，值得人警惕省思。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以大明崇祯、大清皇太极、大顺李自成三王争霸为经，以宫延内外争斗为纬，有如慷慨激昂的时代进行曲，雄浑处看奸臣误国、名将热血，铁血金戈，低回处是英雄美人情思缱绻，余韵悠长。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近500篇，或讲民间的民俗民习、奇谈异闻、或讲世间万物的奇异变幻、题材极为广泛。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艺术形象，作者蒲松龄一生科甲不利、生活清贫，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创作的无数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及艺术形象，都有扎根于社会的思想内容基础，并由此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及爱憎等思想感情，其中，也熔铸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孤愤心情。　本书为“家庭书架”丛书之一，选取《聊斋志异》中的经典篇章，翻译成白话文，定名为《白话聊斋》，以让现代读者也体味到作品的深远魅力。　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像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从社会批判角度观照，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间社会的真实投影，它揭示人世辛酸悲凉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偃蹇惨痛的生活经历；从美学理想角度观照，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世理想的梦幻体现，它揭示出对人世善恶的最后清算和对人生憧憬的重新开始。因此，聊斋故事无论在情节曲折和环境奇幻，还是在人物遭遇和场景迷离等角度品赏，都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政治义愤、道德感怀和艺术遐想。　《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小说，内容极为丰富。读《聊斋志异》小说，如行山阴道上——小说里有充满人情味的花妖鬼狐，也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农妇村媪；故事中有对社会的尖锐批判，有对丑恶人性的鞭挞，也有对美好、健康生活理想的热情讴歌。一个个优美的艺术形象，一篇篇动人心魂、曲折离奇的故事，令你应接不暇。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 《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像《史记》那样的通史，也不像《汉书》一类史书那样的断代史，它平行地叙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峙的史实。虽然名之为“志”，但是书里面只有纪和传，没有志。 本书是裴松之的注释本。从现代人的角度论，裴注不单单是陈书的助读 “功臣”，甚至可以将之和陈书视为反映魏蜀吴三国六十年鼎立历史的“双璧”；两著合刊，才算得上是记载中国古代这段辉煌历史的完整充实的巨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　《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像《史记》那样的通史，也不像《汉书》一类史书那样的断代史，它平行地叙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峙的史实。虽然名之为“志”，但是书里面只有纪和传，没有志。

《醒世恒言》是一部话本小说集，明末冯梦龙（1574－1646）纂辑。冯梦龙是长洲人，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一生改编、纂辑小说多部。《醒世恒言》与他编著的另外两种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合称“三言”本书问世稍晚于另两部，的收宋元话本较前两书为少，只占全书六分之一左右。确知为宋元旧作的有《小水湾天狐诒书》、《金海陵纵欲亡身》、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篇。冯梦龙宋元旧作时对它们作了加工，对于明人拟作的话本小说亦多有润色，还有些篇目是冯梦龙本人创作的。这部书有不少作品取材于历史，但已经把历史人物文学化、把历史事件典型化，和历史事实并不致。作者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注意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本书收录了四十篇风格各异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来源于史传的，也有出于历代笔记、小说的，而最多最根本的源头，则直接来自民间传说的故事，来自社会的实际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民的愿望。

许仲琳（约1567～1620），亦作陈仲琳，号钟山逸叟，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明朝小说家，著有《封神演义》。他生活于隆庆、万历年间，生平事迹不详。《封神演义》揭露了商纣王暴虐无道，赞美了以周文王为理想的，“仁君”、姜子牙为辅佐的能臣。演义以纣王进香，题诗渎神，于是女娲命三妖惑纣助周为楔子，历叙纣王、妲己荒淫暴虐恶行，及姜子牙晚年知遇，西伯侯脱祸归周，武王起兵反商诸事，中心内容是描写商周之战的曲折过程，其间神怪迭出，各有匡助。助周者为阐教，有道、释两家，助纣者有截教。双方各逞法术，互有死伤，截教终败。其后纣王自焚，武王克商，而以姜子牙祭坛封神，周武王分封列国告终。《封神演义》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魔小说。以荒诞的幻想来塑造人物、展现故事、安排细节。

近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但中国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转，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真正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原点，研究当时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发生转型，文学批评家们又是如何进行转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转型，以及他们的转型实践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启示。 但是，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任何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等。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还不能说是文学批评的“转型”，因为倘若主体、对象、功能没有变的话，其基本的“型”就还未变。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各种批评方法潮起潮落，但它们都同属西方的“现代”型文学批评。只有当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文学批评才能说是发生了“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诸种意见之中，呼声最高的是“五四”说，这以我们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并不是起于“五四”时期，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术界陷入了一个误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应发生于晚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到晚清为什么会出现转型？首先是因为社会历史危机。到了18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逐渐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在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治古文经学的汉学家们却束手无策。乾嘉古文经学没落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而今文经学兴起致使经世致用思潮复活，经世致用思潮要求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转变。其次是因为西学东渐。晚清西学大量涌人，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儒学正统地位逐渐丧失。而儒学正统地位丧失导致新式教育兴起，新式教育的兴起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批评主体，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再次是因为文体变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小说等不受重视。但晚清之时，小说地位日益提高。而文学文体和文学批评文体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即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变化。因此，当文学批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也就在所必然了。前两者属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他律性”规律，而后者则属于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内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自律性”规律。 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转型发生的路径是什么？如果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作一总体概括的话，应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它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二是王国维等人的西体中用，如《红楼梦评论》；三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这三种文学批评各有其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但却又一致地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例如，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以前为封建士大夫，现在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均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对象发生了改变，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不重视小说等叙事文学，而现在梁启超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王国维发表《评论》，章太炎为《洪秀全演义》作序；批评文本发生了改变，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文本体式，主要是序、纪传体、品语、诗体以及评点体等，梁、章、王等都发表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它们不同于古代文学批评中那些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断的文论，也不同于笔记体的诗话、词话和小说戏曲评点；批评功能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韵功能主要在于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等，梁启超等文学批评家们，其文学批评功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人本思想的出现。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路径有文学复古、文学革命和西体牢用三条。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急剧变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刻，他们会做出以上不同的选择，即他们进行文学批评转型的立场是什么？笔者认为，批评大师们之所以对文学批评转型各自选择自己的道路，主要是因为受现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影响所致。梁启超等进行文学革命，是因为受了进化论启发和影响，章太炎提倡文学复古，是为他那民族主义思想所左右。王国维思想较为复杂，本文暂且存而不论。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中国近代以来种种历史行动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也并不是说梁启超等只受进化论所支配，章太炎只受民族主义左右，其实，进化论与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影响是广泛的，而不只是某个人或某类人，它是一种全民族的意识形态。例如，梁启超就也受民族主义影响，章太炎也赞同进化论，只不过其文学批评主张各受某种影响相对深刻一些。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能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笔者认为，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还是王国维的西体中用，抑或是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其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都是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人本化。再来反观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发展。90年代中期曾兴起“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大讨论，有人提出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者是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如曹顺庆、童庆炳等），有人反对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而要在吸收、融合了西方文论的中国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上发展（如朱立元等）。但此两者都是在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之一——科学性，都想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客观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有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文学主体性，’论争，其目的是强调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本化，反对文学批评中的以人为工具的庸俗政治批评。20世纪末的学者们，虽然对建设中国文学批评的路径各异，但如20世纪初的先哲们一样，其内在目标却都指向科学化和人本化。科学化和人本化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

按照鲁迅的句子，于无声处后面应该是听惊雷。黄兴邦的长篇历史小说《明玉珍》是不是惊雷，尚待该书出版以后广大读者的评价。我要说的，只是该书作者不同寻常的创作状态。这个状态的修饰语便是于无声处。黄兴邦不善言辞。在我与他长达十年的共事中，他似乎失去了话语权。有段时间，特别是他从《红岩》杂志编辑的岗位上退休以后，老实说，我简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现在当然知道了，当他仍然默默无声地将长篇历史小说《明玉珍》手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这是一部宏大的画卷。

暂缺简介...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鄱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萦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书目答问补正（插图本）》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分，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于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此书共著录图书两千二百余种，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未有附录二：一别录，举初学可用群书读本：二分类列举清著名学者的姓名、籍贯。张氏在其所作《书目答间略例》中说：“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可见此书有补《四库全书》之用。但由于张氏所处的时代及自身的局限性，是书不收小说、戏曲及所谓的“越轨”书，亦为一大瑕疵。另外其中的疏漏讹误亦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