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配》：《春秋配》写书生李春发与姜秋联、张秋联二位女子的爱情经历。尽管未出才子佳人常套，但情节离奇，故事曲折，且悬念层出，能引人入胜。小说最后以大团圆终，李春发与姜秋莲、张秋联结为一夫二妻，故名《春秋配》。《春秋配》在清代遭到焚毁，其原因当是由于书中所写男女情事与封建礼教不合，且对封建专制社会有所抨击。《世无匹》：《世无匹》正文叙述南雄人干白虹见义勇为，救陈与权于生命垂危之中。又至京师接济曾九功，并救出他的未婚妻。后干白虹收留了陈与权，供他读书，为他婚娶，并替他报了仇。但陈与权却恩将仇报，乘干白虹发配大同之际，蓄意霸占干白虹的家产，凌逼干之妻儿。后曾九功转任南雄太守，替干白虹伸张正义，亲手惩处了陈与权，追回干家产业。干白虹一家亦终得团圆。作者意在褒扬干白虹“举世无匹”的义侠精神，批判忘恩负义的可耻行径。小说情节曲折，起伏多变，是侠义小说中较为出色之作。《蝴蝶缘》：书中故事曲折、生动，怀节紧凑，张驰急缓得当，盖亦才子佳人小说者流，未脱郎才女貌、终成眷属之窠臼也。此书于清代被株连遭禁。

《海公案》：叙述一位无私无畏的清官海瑞一生的故事。海瑞其人其事《明史》有载，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号称“南包公”。本书文笔粗疏，情节离史实颇远。《蓝公案》：蓝公案（原名《鹿洲公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清代文言小说集。光绪廿八（1902）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二卷廿四则。蓝鼎元，作者受诬罢官后，将雍正五（1727）年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成书。虽然为廿四则故事，然而皆以真实案例为据，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

《品花宝鉴》，就是一部很具争议性的作品。这本小说出版于十九世纪中叶（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陈森（1805？－1870？）。小说描写彼时官绅名士与梨园童伶的浪漫关系，而以两对才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与苏惠芳──为这样一种关系的表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品花宝鉴》为清末“狭邪小说”的始作佣者。对鲁迅及同辈学者而言，《品花宝鉴》写欢场如情场，假男伶为女色，其颓废狎弄处，不言可喻。而小说一味模仿传统异性恋诗文词章的模式，尤予人东施效颦之感。五四以来《品花宝鉴》屡受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风水轮流转。配合世纪末的性别／情欲论述，我们可以重估《品花宝鉴》的文学史意义。这本小说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数十人；以体制论，是晚清颇具规模的长篇。两对主角中，梅子“玉”与杜琴“言”谐“寓言”二字，当是出自陈森的理想虚构，而田春航与苏惠芳则是影射后来做到两湖总督的毕沅，及其终身知己李桂官。这两对佳偶有情有义，正是陈森所谓的“知情守礼”、“洁身自爱”。杜与苏虽出身娼优，但一旦爱将起来，可真是三贞九烈。事实上他们与二位恩客的关系，基本上是柏拉图式的。“好色不淫”是爱到最高点的表现。小说中，他们历尽艰辛，矢志不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却是等到爱人们先娶了老婆之后。对如此的情节安排，这一代同志文学的作者或读者大概要皱紧眉头了。陈森游走于情欲、伦理、法律和文学的规范间，力图写出个面面面俱到的同志小说。或许正因为他努力过当而又缺乏自觉，《品花宝鉴》反成了个面面俱“倒”的文学杂耍。但“倒”有“倒”的威力：坏小说反而更能凸显一个时代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的尖锐角力。鲁迅那辈的读者虽自命开明，但却有太多的厚道包袱。《品花宝鉴》固然有美学上的缺点，但小说描摹“性”趣与“性”别的越界、舞台与人生的错乱、法律与情欲的媾合，才是他们挞之伐之的真正原因吧？小说基本承袭了中国情色文学中的三个方向。在人物造形上，它根植于理想化的才子与娼优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在修辞及叙述方面，它延续了自李商隐、杜牧、《西厢记》、《牡丹亭》以至《红楼梦》的感伤艳情传统；而在情节铺陈上，他不啻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佳谑仿。在陈森手里，这三个方向表面相互借镜，骨子里却产生剧烈位移。他笔下才子佳人都是逢场作戏的戏子嫖客，而更可注意的是，他们一幕幕假凤虚凰的好戏，来自于同性恋攫取和抄袭异性恋的资源。这使传统情色文学面临重新盘整的必要。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缺余桃断袖的描写，及至晚明，风气尤盛。李渔、冯梦龙等名家都有或滥情、或嘲讽的作品。但像陈森那样正经八百地借用异性恋情色修辞来构制长篇者，未曾得见。小说讲的既是晚清优伶兼营副业的现象，戏子恩客把台上的戏演到台下，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见杜琴言时，就直呼他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还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还女人，他的一笑一颦连林黛玉也相形见绌。就连小说最后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见了杜，亦惊为天人。看来同志当道，女同胞简直没得混了。就此女性主义者应该反驳：文学中的女性本来就是男性沙文主义者的理想产品。尽管杜丽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连女读者也为之倾倒，她们毕竟是男性情色想象的极致。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象《品花宝鉴》这类小说竟然“打着红旗反红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却又喜孜孜地揭晓谜底──最美丽的女人只宜又男人扮演。在整本写“兼美”、论“国色”的小说里，女性枉担了虚名，成了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角色。同志们又要怎么说呢？《品花宝鉴》虽然标榜同性恋，但这爱也爱的太窝囊了。基本上全书的戏剧情境已暗示同性爱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们下了装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间，但客人依然以戏里的形像来投射他们的身份。杜琴言、苏惠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问题。陈森（及同道人）企图以“合法”掩饰“非法”，刻意淡化问题。如果女性要抱怨在书中枉担了虚名，同志们更可说他们才是“名”不正、“言”不顺，遑论虚名。曾阳晴在他的《色情书》中论及梅杜大谈精神恋爱，把性及身体的必要性一笔勾消。如此一来，一本赞美同性恋的书“名”“实”两失，完全自我解构了。除此，我们也注意到书中的男伶都是家贫被卖入伶班的。他们未必是同性恋者，也未必有性倒错倾向，但却被“训练”成千娇百媚的佳人，并藉以谋生。他们是经济制度下的牺牲品。然而陈森的叙述又希望读者见证象梅、杜这些男伶与恩客的感情是自发的，不带功利色彩。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传奇，还是本性使然的佳话，陈森并未解答。最后，小说中爱恋童伶的大男人们又该如此自处呢？我们很难以今天的情欲实践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同志，还是叛徒。有清一代绅商狎昵年轻男戏子的风潮并不代表彼时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转，而竟是出自法律规范的误导。由于朝廷严禁命官绅仕族出入妓户青楼，憋急了的好色之徒只好转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数寻芳客本来也未见得愿意一双脚踏两条船，但习惯成自然，一时上行下效，同性恋突然大放异彩。情欲想象及实践的诡诀流动，真是莫此为甚。我们不难揣摩问题的复杂程度。自诩为异性恋者的狎客就着这个性／性别游戏，可能赫然发现自己别有所好。潜藏的同性恋者大可藉着不可嫖妓的名义，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进同志们更可能抱怨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竞争；何况当所有的性活动被归纳为男扮女装的游戏时，一种新的性机制已然阴隐施行它的约束力。但心里有数的异性恋沙文主义者大概要说，他们才是最大的输家。《品花宝鉴》讲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这情欲的本质却不能用简单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关系来定义。沙文主义者企图管制欲望，却暴露了欲望竟然暗藏着么多的变数，随时有被瓦解置换的可能。这可是男性权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后果了。

玉蟾记（又名《十二缘评话》丶《十二缘美女玉蟾缘》丶《十二缘玉蟾记》）光绪元（1875）年重镌本。六卷五十三回。叙述张昆与十二美女铲奸除恶最终完婚的故事。故事背景是明朝嘉靖皇帝在位二十年后，奸相严嵩乱政，忠臣良将纷纷牺牲卫国的故事，全书结构严谨考究，文句平易近人，寓含果报醒世深意于其中，实为一耐人寻味之古典小说佳作也。《侠义风月传》，又名《好逑传》，作者的真实姓名和成书年份均不详，此书在明清之际即已风行，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才子佳人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一部，并曾驰名海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本书主要叙述铁中玉和水冰心的爱情婚姻故事。铁中玉为御史铁英之子，丰采俊秀，刚正耿直；水冰心为获罪戍边的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才貌绝伦，胆识超群。他们在危难中偶然相识，在彼此互相救援中心意相通，情投意合，中间虽有权奸小人屡屡挑拨破坏，但由于他们的坚贞不渝和顽强斗争，终于扫尽乌云，结成了美好的姻侣。小说不仅描绘了男女主人公的聪明美丽、明见胆识，还刻画了他们不畏强暴、智斗权奸的侠义性格和持正守己、冰清玉洁的道德情操。同时，通过一系列富有喜剧色彩的矛盾冲突，对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好色、欺压人民而又愚蠢至极的丑恶面目作了形象化的揭露。小说故事情节紧凑，结构严密，人物性格鲜明，文辞优美流畅，几乎每一回都不乏精彩之笔。早在18世纪它就已传入西欧，被译成英、法、德文出版。至20世纪初，各种外文译本已达十五种之多。

本书《双美奇缘》，写青年才子苏友白与宦家小姐白红玉（又名无娇），卢梦利梨的爱情故事，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两个女主人公性格鲜明，各有特色，苏友白为求佳人，不惜一切，也显示出独特的胆识和纯真的性格。本书曾先后被译为法，英，德文，在国外有较大影响。

封面及书脊题名：英雄大八义 上。

《绿牡丹》，一名《宏碧缘》，又名《龙潭鲍骆奇书》、《续反唐传》、《反唐后传》《四望亭全传》。全书以侠士们投奔清官狄仁杰，最后迎王保驾、归复唐室为结，意在将侠义之士抬升到忠良义士、治世能臣的地位。将门子北骆宏勋偶然认识了卖艺女子花碧莲。花对骆一见钟情，骆却因已定亲而婉言谢绝。尔后地方恶霸王伦（后为知府）及其帮凶贺世赖等因图谋不轨而多次加害于骆宏勋，幸赖花碧莲之父花振芳和鲍自安等相助，除掉王伦等人，得以死里逃生，花、骆二人也终于结合。《霞笺记》小说叙元朝松江书生李彦直与名妓张丽容相爱，两人作诗于霞笺之上，隔墙互掷霞笺传情，并各珍藏一幅以为他日联姻凭据。李彦直同窗钱洒良向丽容求欢被拒，遂将彦直情事泄露于师，彦直被其父痛责。鸨母贪财而将丽容骗献伯颜丞相，丞相夫人又把丽容转献太后。

封面及书脊题名：英雄小八义 上。

本书采用现存最早的脂评抄本甲戌本、已卯本、庚辰本做底本，其中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以列藏本做底本，校以其他十个抄本，综合汇勘而成。汇校以去伪存真为原则，以存真：从同、择善为改字标准，用陈垣先生的对校、本校、它校、理校四法校理。特别是校订了一些前人没有改定的疑难文字。所改重要文字，皆有校牢记，附于每回之后。后四十回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程甲本做底本，校以蒙府本、三家评本、程乙本、杨藏本。因系高鹗所续，故做附录。另附有关曹雪芹佚稿后三十回内容的脂批辑录，以供读者比较。此书积郑庆山先生十余年之功，校理操作规范，精审完备，应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佳本。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