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版本状况十分复杂，明刊本有万历二十年书商余象斗编刻的四十回本《西游记传》，余象斗的刻本已经失传，现存为清嘉道间的翻刻本，亦称“杨”；嘉万间刊刻的朱鼎臣编十卷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又作《唐三藏西游传》，郑振铎认为该本“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不能后于万历初元”（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则著录为“明万历间书林刘莲台刊本”。最重要的早期刊本是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宫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或“世本”），和崇祯间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称李评本）这个版本是世德堂本的翻刻本，书前有幔亭过客的《题辞》和《凡例》，有眉批、旁批和回末总评，此书曾多次翻刻，文字亦有改动。清刻本主要有六种：1、刻于康熙初年的《西游证道书》，该本为西陵残梦道人汪象旭儋笺评本，以世德堂本为底本删改而成。明刊本中皆无唐僧出世故事，汪本则补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内容，此后出的诸种清刊本，均仿效之；2、刻于康熙三十五年的悟一子陈士斌诠评本《西游真诠》，该本系据《证道书》为底本，参考世德堂本改删而成；3乾隆十三年刻晋省书业公记本张书绅笺评《新说西游记》，以李评本为底本，参考世德堂本、《证道书》等而成，是清刊本中唯一没有对原书进行删节的本子；4、嘉庆二十四年悟元子刘一明笺评本《西游原旨》；5、道光十九年张含章注释《通易西游正旨》；6、光绪十八年含晶子评注本《西游记释注》。后三种基本上是《真诠》的翻刻本。本书依据的底本为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本）。这个版本是今存《西游记》中最早也是最为完整的版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都是用世德堂本作底本加以校勘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陆孝廉访艳宴金阊金殿撰归装留沪渎、领事馆铺张赛花会半敦生演说西林春、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开樽赖有长生库插架难遮素女图、献绳技唱黑旗战史听笛声追白傅遗踪、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红牙檀板画妨识花魁、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遣长途医生式试电术怜香伴爱妾学洋文、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潘尚书提倡公羊学黎学士狂胪老鞑文、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等详细内容。

我国整理古典通俗小说的历史，大概应该从民国初年汪原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水浒传》开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尤其是近二十年，出版的古典通俗小说理事本，已不下上千种，几乎所有可以出版的通俗小说都已经整理出版了。但是，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总体而言，通俗小说的整理本，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也应该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之中，也必然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同时，在整理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要尊重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如果忽视了这两点，就必然会使得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出版出现错误和混乱。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无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人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与这些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吕黎文录》为韩愈同时代的赵德所选编，是问世最早的一部韩愈诗文选集，对韩愈作品的文字校勘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这部选集的文字反映了韩文的早期面貌，对比该本与今传集本的差异，可以考见韩愈思想的演变轨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选集的选录标准体现了韩愈本人在学术、文化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宋代儒学的更新发展产生过特殊的影响。韩愈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是为面临社会转型的华夏文明确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一道统。而最早宣扬追一思想的著作就是《吕黎文录》。可惜白宋代以后，该书即已火傅。《吕黎文录辑校》依据九个韩文宋代傅本，钧稽出这部早已失傅的重要著作，初步恢复了《吕黎文录》一书的原貌。全书利用现存的十二个珍贵的韩文宋代傅本尤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以及其它唐宋史料，对《昌黎文录》入选作品进行了综合校理，在韩文的文本整理方面有重大收获。《昌黎文录辑校》的前言以及校语对《吕黎文录》一书的文字特点、史料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尤其是韩愈合学统、政统、文统为一体的道统思想，合个性化、内省化为一体的文学主张，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在理论研究方面达到了该项研究的前沿水平，对韩愈研究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侠五义》，本名《忠义英烈传》、《三侠五义》，系清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所述。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他“博学善辩”，乃“西派之超绝者。自著《三侠五义》等书，谈唱皆雅。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七侠五义》全书一百二十回，前二十七回，步步深入地描写了肾臣包拯的事迹；随后的四十回，以循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的“猫鼠”之争为线索，交代了“五鼠”归附包拯的经过以及包拯与侠客们举拔年轻清官、弹劾惩处权奸与贪官的情形；最后五十回，以颜敏巡抚襄阳为中心，由七侠引出王义剪除襄阳王党羽、打探襄阳王阴谋的故事。

李宝嘉（1867-1906），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笔名游戏主人。祖籍江苏武进。政治上倾向改良，作品多揭露社会弊端，讽刺清末官吏的昏庸腐败，以《官场现形记》为最著名。《官场现形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小说堪称清末官场的联丑图，虽有讽刺夸张的倾向，但却真实而深刻。当时的官场归纳起来有如下五大特征：第一特征是“财迷为官”。纵观整个官场，从上到下，莫不爱钱如命，一批见钱眼开的财迷心窍之徒窃据高位。官场人士的共同价值观，就是当官为了捞钱。在共同价值观的驱使下，使得卖官成为官场普遍风气，形成了捞钱后可以买更大的官、估更大的官可以捞更多钱的恶性循环。第二特征是“色棍当权”。捞钱为了干什么？当然是为了品尝物质上的刺游，寻求感官上的欢娱。第三特征是“小人升天”。所谓小人，是指不学无术之徒，通过非正当手段，以出卖人格而获得提升。在清末官场，有的把老婆送与上司玩弄，有的自辱其格，与首长身边的佣人拉关系攀亲戚，有的靠坑蒙拐骗等手段，获得提拔。在当时，越是没有人格，越是无耻地使小人伎俩，越能获得升迁。这使得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臭不可闻。第四个特征是“文盲得志”。由于清末实行了损官制度，门槛大为降低，很多文盲只要有钱也可以捐个官衔，再花钱买个实缺。文盲们胸无点墨，别的能量没有，却能一门心思巴结权势人物，所以反而较容易获得赏识。第五个特征是“文人失格”。由于官场情形腐烂如此，大量的财迷、色棍、小人、文盲等各类人等，占据了官场的重要岗位，握着提拔的大权，所以清末官场中知识分子们大都失去自忆的品格的人格，自觉跳进这污浪排天的官场洪流中。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共120回，从汉末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统一。按历史顺序，以宏大的结构描写了公元184-280年间，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小说开篇写汉末昏君无道，民不聊生，激起黄巾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路军阀拥兵自立，互相混乱，其中董卓被杀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发兵江南，孙权、刘备联合抗曹，经赤壁大战击败曹操，天下三分，以后三国互有战争胜负，最后西晋灭蜀、代魏、平吴，统一天下。小说在描写中，把蜀汉作为全书的主主导，拥刘反曹的态度十分明显。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寄托了民渴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愿望，表现了联众所理想的的重义守信、平等互助的人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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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故事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宋江起义在《宋史》等史料上有简略的记载。自宋元之际开始，水浒故事开始以说话、戏剧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作者施耐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全书是当时社会大全景的一个描绘，朝廷官场、市井青楼，无所不包，帝富将吏、三教九流，栩栩如生。书中更广泛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有祸国殃民的政权高层，有胡作非为的地方恶霸，深刻表现了农民起义官逼民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