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婚姻爱情与女性命运。其二，功名利禄与人世沧桑。其三，奇事冤案与怪异世界。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警世通言》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在“说话”、“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而来的。“说话人”的故事底本称为“话本”，现代学者称“三言”“二拍”为“拟话本”。与早期的“话本”相比较，《警世通言》在语言、文体和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语言，改变了过去书面语与口头语分离的状况，完全采用通俗、晓畅的白话，力避文白间杂，风格趋于统一。

《西游记》的故事对人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其中最精彩的章节，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媳妇、打白骨精、借芭蕉扇等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百年来，它以其强烈的艺术魁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名著之一。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思想、艺术成就勿需赘言。但今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它绝非“三言二拍”那样通俗的市井文学，甚至不是《三国演义》那样的准白话文学，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文言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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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开始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一个月后，李伯元的好友，才华模溢的报人吴趼人告别报界，投身于小说创作，10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始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引起巨大的轰动。与《官场现形记》一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一部暴露、谴责、讽刺、痛斥现实的作品，所不同的是，李伯元的目光紧盯着官场，而吴趼人描摹揭露的对象则是“中国群治之现状”。在一百零八回的篇幅中，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末世社地行将崩溃的历史画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典型地反映了吴趼人小说的艺术风格，笔锋凌厉，讽刺辛辣，风发泉涌，庄谐杂陈，由于吴研人感情激忿，嫉恶如仇，不免在描写上尽量夸张，失实溢恶，这是小说的缺点。

封面题：邓立勋，胡遂评注。

《元曲三百首》，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加以组织、整理，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翻译。编者在每一篇诗作前插入了诗作的创作背景，使《元曲三百首》的知识含量最大化，从而能够与作者迟到最大程度的共鸣。同时，大量切合正文内容的彩色文物、艺术图片，使《元曲三百首》的文化内涵有了丰富呈现。宋朝的没落，让元朝的铁骑乘虚而入。在蒙古人统治天下的那段时光中，汉人、南人备受欺凌。蒙古人轻视南朝文化，因此元朝的诗歌便告别了唐诗、宋词的优雅，转而向一种“草根”方向发展。同时大量的爱国文人由于不堪忍受外族的侵入，于是便纵情于茶房酒肆，寻欢于烟花柳巷，终日与伶人厮混，饮酒填曲遣怀。于是元曲诞生了。这并非是说元曲没有文化底蕴，恰恰相反，因为元曲的出现，中国的诗歌第一次从文人的专宠中脱离出来，而更加亲密地融入到了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