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众多小说流派中，直至清朝中叶才出现的侠义公案小说，无疑是最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也流传最广的一支。所谓侠义公案小说，实际上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称，二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流派。侠义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唐传奇中的大量侠客形象；而公案小说则可涵盖宋元的“说公案”小说、明代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明公案小说集。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情节内容往往类似，其为民除恶的思想倾向亦颇相近。所不同的是，侠义小说更多地描写侠客们见义勇为的气概和出神入化的侠术；公案小说则较注重刻画秉公断案的清官形象。入清以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渐趋混合。侠义公案小说集侠义和公案于一体，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故而一出版就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各种续集也层出不断。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和《彭公案》。《七侠五义》系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根据《三侠五义》稍作修改而成。而后者则脱胎于清代著名艺人石玉昆的说书。小说前一部分叙述包拯的成长经历和断案故事；后一部分主要写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的“猫鼠”之争，以及清官率领众英雄打击襄阳王党羽。《七侠五义》塑造了许多侠客的形象，如展昭的英武、欧阳春的老练等，尤其是白玉堂的任侠仗义、骄傲自负而又意气用事，都不是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显得生动而有光彩。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传》、《三国全传》、《三国英雄志传》等。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小说家，名本，字贯中，生于杭州，祖籍太原。该书是我国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是作者根据有关三国的历史、杂记、遗闻佚事等丰富资料创作而成的；是在戏曲、平话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加工、丰富、提高的。罗贯中吸收了群众艺术的营养，又考据史实，把纷乱的三国历史按年代、事件、人物有层次地组织起来，写成这部巨著。 《三国演义》的内容，描写的是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书的开篇写的是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昏庸、腐败造成社会的总危机，人民生活无着，纷纷起来反抗，形成以张角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接着写了董卓恶毒凶残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十七镇诸侯联合起来对他声讨。董卓被杀，曹操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削平北方的抗拒力量，并进兵江南。孙、刘联合抗曹，赤壁一战打败了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自此魏、蜀、吴三国互有战争，也各有胜负，最后西晋灭蜀、伐魏、灭吴，复归一统。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作者文康，姓费莫，字铁仙，自号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该书约成于清道光年间，原有五十三回，后因辗转散失，到刊行时仅剩前四十回。该书民间版本较多，流传甚广。本次出版在文字上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了整理。书中成功地塑造了十三妹何玉凤智勇双全、嫉恶如仇的豪爽性格和狭义品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曲折。语言为较纯正的北京话，生动活泼，细腻风趣，是古典侠义小说中写得较为出色的一部。但该书结构松散，何玉凤形象与性格亦略显不够协调。另外，由于作者受时局限，书中宣扬和美化了封建伦理道德，掺杂了一些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读者当自可判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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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共二十四册，包括《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唐诗三百首》等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本套内容全面，涉及面广，语言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艺术及可读性，非常值得一读。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诞生于清朝的“乾隆盛世”。流传二百多年来，其影响之深远、广泛，是我国任何一部古典文学作品都必须难以与之相比的。《红楼梦》不但受到千千万万读者的珍爱，而且一直有许多学者潜心研究它，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甚至外国也出现了“红学家”。《红楼梦》的中心内容是描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非同凡响的，它突破了“花园幽会，私订终身，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大团圆”陈套。宝黛悲剧只是《红楼梦》中心动魄的主要一幕。与其相映的，如晴雯、尤三姐、鸳鸯之死于抗争，妙玉、惜春之遁入空门，平儿、香菱之沦为婢妾，甚至连元春之晋封贵妃，又何尝不是一幕幕悲剧。通过并围绕这些悲剧，展开了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展示了一幅森罗万象的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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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所反映的时代下不是作者生活的清朝，而是假托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统治的时期。作者虽然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的是在一个虚幻的海外世界，发生的种种离奇神异的故事，但这个奇异的幻想世界反映的却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 全书的线索十分单纯而又明晰。在结构安排上，全书可分为两部分，前五十四写主人公唐敖科举落弟，心存失落忧郁之感，既跟随妻弟林之洋出游海外，在船工多九公的导游之下，遍观海外四十多个国家的奇人异事，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花神之首百花仙下凡托生为唐敖之女名小山。唐小山思父心切，就出海寻找，在小蓬莱意外得到“天书”一卷。后五十四写武则天首开女试，遭贬的百花之神皆及第，又在人间重聚，后唐小山又重进仙山。结属写唐中宗李显复辟，武则天又下招明年重开女试。

《封神演义》意义最大、表现得最成功的是对暴君、暴政的揭露和批判。描写纣王荒淫无耻，并设炮烙、虿盆等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刊，残害忠良，涂炭生灵，其罪恶罄竹难书。于是，像杜元铣、梅伯、比干、闻仲等忠臣，也都冒死挺身反对纣王的暴虐，大骂“昏君无道”。这是从殷商内部发出的批判斥责之声。而外部，更有周武王、姜子牙和各方诸侯兴兵“吊民伐罪”，对纣王进行摧毁性的武装斗争。本来，商、周在历史上并无君臣之分，而小说却把武王伐纣说成是“以臣伐君”，“以下伐上”。姜子牙也再三鼓吹“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而且号召诸侯“吊民伐罪”。哪吒敢于违抗父命，蔑视统治者的权威，表现了“犯上”的反抗精神。这种思想倾向，和小说中也曾反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封建伦理，是完全悖逆的。这种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作者一方面以悲惨的结局，批判了愚忠愚孝的行为，但同时又表示赞赏；一方面将阐教与截教之争表现为正义与邪恶之争，但末了不分善恶黑白，连恶贯满盈的纣王及申公豹等截教神魔的灵魂，也都登上了封神台。矛盾调和，皆大欢喜，使小说的积极意义有所冲淡。

全书五卷。卷一主要论乐，叙述上古至汉魏唐宋的歌体衍变缘曲及发展过程。卷二论词，历评五代至宋南流初词人词作，其中叙说掌故，点评风格流派，无不精细，见识颇为深刻。王氏论词的宗旨一曰雅正，二曰不被音律束缚。以此为标准评五代、北宋各家词，故而推重苏轼，贬抑柳永。他认为苏轼“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对柳永则讥为“浅近卑俗”，对李清照的闺想思之作，认为是“癌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也予以斥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的论词特点及观点。卷三至卷五专论词调，重在考释曲名，包括风调本事、作者与撰制年代；探究音律，包括所属宫调、音乐特点；阐述流变，包括曲调衍变成词调的经过。可以说一部颇有价值的词调“溯源”之学。综观全书，《碧鸡漫志》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词及论调。后代学者从王氏的观点中吸取了许多营养，很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编者：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