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编者一九九四年二月精彩片断：这里写的是一个值得霍夫曼大书特书的人物，是一位腰缠万贯不为人知的人，是坐在天堂门槛上的朝拜者。他有耳倾听天使的歌声，而没有舌头可以将这歌声再现；他在象牙键盘上舞动着来自上天的灵感使之痉挛而僵硬的手指，自以为向目瞪口呆的听众传送的是仙乐。这个人物，是思想丰富的您有一天早上通过您那如焰火般光芒四射的谈话中时生时灭的千百个念头，掷到我笔下的。那天，我们在一处神秘而奢华的幽静住所中围火品茗。从那里，我们的双眼可以将整个巴黎——从美景高地一直到美城高地，从蒙马特尔直到星形广场的凯旋门————览无余。这住所如今已不存在，但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创作《冈巴拉》的是您，我只不过为他穿上了一身衣裳。在贵族应该既会用剑也会用笔以拯救自己国家的时代，您没有握住笔杆，我很遗憾，但我还是应该物归原主。您可能没有想到您自己，但是由于我们，您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

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编者一九九四年二月<

相传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在爱神阿佛罗狄忒的帮助下，拐走了希腊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由此引发了特洛亚战争。希腊军队由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统帅，战争进行到第十个年头，阿加门农为女俘事与希腊军中最强大的英雄阿基琉斯发生争执，阿基琉斯受辱，愤然拒绝继续出战，并要求母亲女神忒提斯请求主神宙斯惩罚希腊军队。特洛亚人进攻希腊军队，在宙斯的保护下连连获胜，直把希腊军队逼进海边的船家。阿伽门农请求与阿基琉斯和解，遭到拒绝。阿基琉斯的好友帕特罗克洛斯为解除希腊军队的危难，出战阵亡。阿基琉斯悔恨自己的执拗，与阿伽门农和解，重新出战，一举击溃特洛亚人，杀死特洛亚主将赫克托尔王子。普里阿库斯王忍痛向阿基琉斯赎取儿子的遗体，进行安葬。

本书是世界名著《人间喜剧》的第十八卷《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农民》是《人间喜剧·乡村生活场景》中最有深度的一部作品，也是巴尔扎克自称他“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却已相当深刻地提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准确地刻画了各个阶级之间，特别是资产阶段和贵族之间的殊死斗争。作者不无遗憾地写出这场恶斗不可避免地以贵族庄园经济的惨败告结束，艾格庄的土地终于被分割成小块出售，另方面也极有见地地指出农民只是表面上取得了胜利，真正的胜利者却是资产阶级，因为农民在取得土地的同时，又陷入了高利贷及其他剥削形式的蛛网之中，小农经济毕竟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命运。《乡村医生》这部以开发落后地区为题材的小说，既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出人意表的构思，仅仅通过几段口述的故事，几乎全面阐述了作者的社会乌托邦和有关宗教、政治、经济、伦理的各项主张。这部小说既是作者爱情受挫的精神反响，也融入了他企望跻身政界时对施政方针的思考。<

《十日谈》（1348-1353）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作品开头有个序曲，叙述了在佛罗伦萨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情。十个青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而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这部故事集有个楔子，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肆虐，三名男青年和7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起到乡村一所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外，便是开故事会，在其中10天的时间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由一人吟歌作为故事会的尾声。10天里他们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烟花女荣辱记》由四部中篇组成。第一部从一八三五年开始构思，最初的雏形是中篇小说《电鳗》，一八三八年十月曾与《卓越的女人》、《纽沁根银行》合集，由威尔代书屋出版。第二部最初以《爱丝苔或老银行家的爱情》为题，于一八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一日在《巴黎人》杂志上连载。一八四四年八月，波泰书屋将前两部合并，编为三卷出版，总标题为《烟花女爱丝苔的荣辱》》，下分“悔过的妓女”、“斗争的准备”、“漂亮窑姐的钱财”和“百万富翁的相思病”等四个部分。本书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成，前后跨越十三年，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创作过程最长的一部，也是出卖人物最多的一部。<

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编者一九九四年二月<

纪伯伦，二十世纪以来东西方公认的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创作、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杰出作家，本世纪初阿拉伯海外文学的代表人物，阿拉伯现代作家中最有个性、最大胆的作家之一。本全集包括他的小说、诗歌、散文诗、诗剧等全部作品，全面展示作者诗一般的情趣，画一般的境界，音乐一般的语言。在中国，这是首次将纪伯伦的全部著作由阿拉伯文和英文直接译出，堪称原汁原味。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纪伯伦"是东方刮起的第一次风暴，席卷了西方，给我们西海岸带来了鲜花"。冰心老人也曾说："一般说来，年轻时都会喜欢泰戈尔，而年纪大了，有了一段阅历之后，就会转向纪伯伦。"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1931），生于黎巴嫩北部的贝什里村（Besharri），家中的宗教气息浓厚。幼年时，父亲粗暴易怒，家中感情不睦；十二岁时随兄弟姊妹和母亲迁往美国波士顿，在那里奠下了英语基础，还在一些画家的指点下学习绘画。十四岁时独自返国，在贝鲁特的一所学校里学习阿拉伯文、宗教和伦理学。1902年，自学校毕业后，返回波士顿，开始发表作品。1908年，纪伯伦来到巴黎，先后在几所绘画学院进修，在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1912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问世后受到阿拉伯地区读者欢迎，写作生涯就此展开。他的作品中尤其以1923年的英文散文诗集《先知》最负盛名，译文多达五十多种语言，跻身世界经典名著之列。纪伯伦是二十世纪东西方公认的杰出诗人和画家，擅长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早期创作以诗歌为主，后期则以小说居多，文章优美清丽，蕴含深邃的哲思，而且富有东方神秘的色彩，不但深受当地读者喜爱，更获得西方艺文界的赞赏。他创建了阿拉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开辟了通向新文学的道路。

《儿子与情人》小说主人公保罗的父母莫瑞尔夫妇。他们两人是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婚后也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日子。但是，两人由于出身不同，性格不合，精神追求迥异，在短暂的激情过后，之间便产生了无休止的唇枪舌剑，丈夫甚至动起手来，还把怀有身孕的妻子关在门外。小说中的夫妇之间只有肉体的结合，而没有精神的沟通、灵魂的共鸣。父亲是一位浑浑噩噩的煤矿工人，贪杯，粗俗，常常把家里的事和孩子们的前程置之度外。母亲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对嫁给一个平凡的矿工耿耿于怀，直到对丈夫完全绝望。于是，她把时间、精力和全部精神希冀转移、倾注到由于肉体结合而降生于人世间的大儿子威廉和二儿子保罗身上。她竭力阻止儿子步父亲的后尘，下井挖煤；她千方百计敦促他们跳出下层人的圈子，出人头地，实现她在丈夫身上未能实现的精神追求。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但拉大了她和丈夫之间的距离，并最终使之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影响了子女，使他们与母亲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去共同对付那虽然肉体依旧光滑、健壮，而精神日渐衰败、枯竭的父亲。母亲和孩子们的统一战线给孤立无援的父亲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也没有给莫瑞尔家里的任何其他一个人带来好处。发生在父母身上那无休止的冲突，特别是无法和解的灵与肉的撞击重演在母亲和儿子的身上。相比之下，夫妻之间的不和对莫瑞尔太太来说并没有带来太大的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她对丈夫失去了信心，而且本来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而与儿子，尤其是与二儿子保罗之间的情结，那种撕肝裂肺的灵魂上的争斗则给可怜的母亲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直到她郁郁寡欢，无可奈何，离开人世。对丈夫的失望、不满和怨恨使莫瑞尔太太把自己的感情、爱怜和精神寄托转向了儿子，或者说，莫瑞尔太太把自己经历过的精神磨难和一心要解决的问题“折射”到了儿子的身上，于是一场灵与肉的冲撞又在母子之间展开。没有让母亲扬眉吐气的大儿子死后，二儿子保罗就逐渐成了母亲惟一的精神港湾，也成了母亲发泄无名之火和内心痛苦的一个渠道。她爱儿子，恨铁不成钢，一个劲儿地鼓励、督促保罗成名成家，跻身于上流社会，为母亲争光争气；她也想方设法从精神上控制儿子，使他不移情他人，特别是别的女人，以便满足自己婚姻的缺憾。这种强烈的带占有性质的爱使儿子感到窒息，迫使他一有机会就设法逃脱。而在短暂的逃离中，他又常常被母亲那无形的精神枷锁牵引着，痛苦得不能自已。母亲的这种性变态使儿子心酸，惆怅，无所适从。有了母亲，保罗就无法去爱别的女人。在母亲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哀叹“我从来没有过一个丈夫”、一个“真正”的丈夫时，保罗禁不住深情地抚摸起母亲的头发，热吻起母亲的喉颈。这种“恋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固恋”，使他失去了感情和理智的和谐，失去了“本我”和“超自我”之间的平衡。因此，保罗的情感无法发展、升华，他的性心理性格无法完善、成熟，从而导致了他一生的痛苦和悲剧。和女友米莉安的交往过程也是年轻的保罗经历精神痛苦的过程。他们由于兴趣相投，接触日渐频繁，产生了感情，成了一对应该说是十分相配的恋人。然而可悲的是，米莉安也过分追求精神满足，非但缺乏激情，而且像保罗的母亲一样，企图从精神上占有保罗，从灵魂上吞噬保罗。这使她与保罗的母亲成了针锋相对的“情敌”，命里注定要败在那占有欲更强，又可依赖血缘关系轻易占上风的老太太手下。幼年时期的“恋母”情结，使保罗成了感情上和精神上的“痴呆儿”。他虽然爱恋着米莉安，但却不能像一位正常的血肉之躯，理直气壮地去爱她。这不但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也给米莉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保罗见不到米莉安的时候会感到闷得慌，可是一旦跟她在一起却要争争吵吵，因为米莉安总是显得“超凡脱俗”或非常地“精神化”，使保罗觉得像跟母亲在一起那样不自在。当然，保罗只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灵魂就会被母亲那无形的精神枷锁控制着，感到左右为难，无法获得自由。在他和米莉安俨然像一对夫妇在亲戚家生活的日子里，保罗得到了米莉安的肉体，而在精神上，保罗仍然属于自己的母亲。米莉安只是带着浓厚的宗教成分，为了心爱的人做出了“牺牲”。所以，在那段日子里，他们也并没有能够享受青年男女之间本该享受到的愉悦。实际上，肉体间的苟合，只是加速了他们之间爱情悲剧的进程。保罗身边的另一个名叫克拉拉的女人同样是一个灵与肉相分离的畸形人。她生活在社会下层，与丈夫分居，一段时间内与保罗打得火热。保罗从这位“荡妇”身上得到肉体上的满足。然而这种“狂欢式”的融合，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一瞬即逝的结合。由于从米莉安身上找不到安慰，保罗需要从心理上寻求自我平衡，需要从性上证明自己的男性能力。由于从丈夫身上得不到满足，克拉拉也需要展示自己的魅力，从肉体上寻求自我平衡。在这一次次灵与肉的冲撞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伤痕累累，肉体和精神均遭受了巨大的摧残。保罗的父亲在家里、在亲人面前永远成为格格不入的“边缘人”。保罗的母亲在精神上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丈夫”，只能从儿子身上寻找情感的慰藉，而这种努力又常常被其他女人所挫败，后来心理、生理衰竭，得了不治之症，早早撒手人寰。米莉安虽然苦苦挣扎，忍辱负重，但并没有得到保罗的心，保罗直到摆脱母亲的精神羁绊，可以与她重归于好，永结良缘时，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拒绝了她的婚求，孑然一人，继续做精神上的挣扎。只沉迷于肉体欲望的克拉拉也很快结束了与保罗的风流，回到性格粗俗、暴烈、无所作为的丈夫身边。可以说，在这些灵与肉的冲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沮丧、可悲的失败者，找不到一个最终的赢家。其实，在人们赖以繁衍生息的大自然被破坏，在人性被扭曲，在人类的和谐关系不断被威胁的社会中，灵与肉的争斗本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到头来谁也成不了赢家，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

本书描写贵族女性赫米奥恩追求一种精神恋，她对中学督察伯基爱得发狂甚至内心甘作他的奴隶，任他摆布，但总是当着别人向伯基显示出爱的颐指气使和霸道独揽的关切，这使寻求肉体和精神双重和谐的伯基她不堪忍受，转而追求温柔美丽的中学教师欧秀拉，但女人们事实上都有一种天生的任性和倔强，他痛感女人追求和付出的爱完全的一种占有，一种母亲似的占有，是把男人当作填补子宫空缺的婴儿，欧秀拉的妹妹则是另一种女性，醉心于新矿主吉拉尔德，并与他同居，新矿主的父亲乐善好施，但对妻子他只有野蛮自私的性欲发泄和占有，新矿主秉承了父亲的后一特性，这使古德兰痛苦万分，而与邂遑相遇的艺术家陷入爱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