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大仲马的作品有《船到马赛》、《人生观》、《凡兰蒂》、《自杀》、《往事的追述》等内容。

本书收集了的塞万提斯作品有《授封骑士》、《大战风车》、《二住客栈》、《三度出征》、《洞中奇闻》等内容。

长篇小说《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著。作于1847年。弃儿希刺克厉夫被呼啸山庄的庄园主恩萧收养，与恩萧的女儿凯瑟琳从小性情投合，渐渐产生爱情。恩萧死后，他的儿子辛德雷继承了庄园。他将希刺克厉夫降为仆人并且疯狂地歧视虐待他，不准他和凯瑟琳接近。后凯瑟琳嫁给画眉田庄的林顿少爷，希刺克厉夫含恨出走。3年后，希刺克厉夫致富归来，仍与已经结婚的凯瑟琳热烈相爱，不久凯瑟琳在极大的悲痛中早产而亡，希刺克厉夫便采取报复手段整治辛德雷和林顿，最后做了两家庄园的主人，但由于对凯瑟琳仍怀念不已，很快也离开了人世。小说的爱情故事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反压迫、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作者又采用了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笑法，点染自然环境，挖掘内心世界，充满诗情画意，被誉为世界名著。

英格兰山峦起伏的北部，有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主人恩萧一天从街头领回一个弃儿，收为养子，取名希斯克利夫，让他与儿子辛德雷和女儿凯瑟琳一起生活。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萌发了爱情，但辛德雷十分憎恶他。老恩萧一死，辛德雷成了主人，不仅禁止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接触，还对他百般虐待和侮辱。这种迫害的结果，加剧了他对辛德雷的恨，也加深了他对凯瑟琳的爱。　一天，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秘密外出，认识了邻近的画眉田庄的小主人埃德加·林顿。这个貌似温文尔雅的富家子弟爱上了凯瑟琳的美貌，向她求婚。天真幼稚的凯瑟琳同意嫁给林顿，以便利用他家的财富，帮助希斯克利夫摆脱哥哥的迫害。希斯克利夫知道凯瑟琳出嫁的消息，痛不欲生，愤然出走。　数年之后，一位英俊潇洒、神态威严的客人光临林顿家。原来是不知去向的希斯克利夫发了财，回到家乡。他这次回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向曾经迫害过他，夺走他心上人的人进行报复。　辛德雷是个生活放荡的纨袴子弟，日夜贪杯，出没赌场，把老恩萧留下的产业挥霍殆尽。当他看到希斯克利夫发财回来，竟请他留在山庄，把剩下的家产抵押给他，沦为他的奴仆。　希斯克利夫成了画眉田庄的常客，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把他视作传奇式的英雄，随他私奔。他把她囚在呼啸山庄并折磨她，以发泄心头的怨愤。　凯瑟琳嫁给林顿以后，看清了丈夫伪善的面目，内心十分悔恨。希斯克利夫的衣锦荣归，更把她抛进悲愧交并的深渊。绝望中，她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人世，留下一个怀孕仅7个月就出世的女婴——凯蒂。　伊莎贝拉趁凯瑟琳去世之际，逃出山庄，避居伦敦郊外，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林顿·希斯克利夫。辛德雷在凯瑟琳死后不到半年，倒毙在酩酊大醉之中，而他的幼儿哈里顿落入希斯克利夫的掌心。希斯克利夫要在孩子身上进一步实施报复，把他“培养”成一个野蛮的人，让他经受自己童年时的遭遇。12年后，伊莎贝拉病死他乡，希斯克利夫接回儿子。他酷肖他的舅舅，风度文雅，但自私自利，希斯克利夫非常厌恶他。　光阴荏苒，凯蒂已长得亭亭玉立。16岁生日那天，她无意中遇到并不认识的姑父希斯克利夫。当希斯克利夫知道眼前这个少女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凯瑟琳和仇人林顿的女儿时，爱与恨又在他脑海里翻腾，交织成一幅新的复仇图案：让她与自己的儿子成婚，以便名正言顺地独占林顿家的产业。在林顿病危之际，希斯克利夫强迫凯蒂与他儿子草草成婚。几天后，林顿死去，希斯克利夫又成了画眉田庄的主人。小希斯克利夫婚后不久也悄然离开人世，让凯蒂浸沉在哀恸之中。　这时，哈里顿已经23岁了，长得与青年时代的希斯克利夫一模一样，尽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人间的温暖，但敦厚忠实，风度翩翩。凯蒂对他产生了爱情。希斯克利夫本希望他们互相仇视，想不到他们居然相爱了。他决心拆散这对恋人。然而，当他再仔细观察他们时，昔日的凯瑟琳和他相爱时的情景浮现眼前。此时此刻，他心头的恨消退了，爱占了上风，他不忍心再报复。他要去寻找凯瑟琳。一个风雪之夜，他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和饱尝人间辛酸的怨愤，发出复仇后的狂笑，离开了尘世。

爱玛是个既漂亮，聪明又有钱的年轻姑娘，由于具有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禁有点随心所欲，她自己打定主意不结婚，却热衷于给别人做媒，每每不是按照情理而是凭着异想天开或一时冲动，乱点鸳鸯谱，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爱玛虽然没给人撮合成一门亲事，但她最后却坠入了情网，与奈特利先生喜结良缘，跟另外两对青年男女一起，构成了爱玛的喜剧结局。

本书是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一位德国音乐家从出生到辞世的整个人生：他的艰苦卓绝的音乐生涯和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并且跟随主人公的足迹，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社会风貌，对丑恶的黑暗势力充满了憎恶，对善良的劳苦大众充满了爱心。 该书出版近一个世纪以来盛名不衰，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指引他们如何对待生活和事业。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99年，罗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其后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时期他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等。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说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罗曼·罗兰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他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刻画了在时代风浪中，为追求正义、光明而奋勇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提到艺术风格时，罗曼·罗兰表示，除了“诚恳”二字，他不希望别人承认他有什么别的优点。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性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性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巨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导引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只有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个激昂慷慨的、天赋着巨大意志力和崇高目标的性格才能经得起他所遭遇的无数困厄，抵抗一切卑鄙和可憎的、渗透在社会机构的每一个细胞中的机会主义。只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创造的企冀，一种健全而精力充沛的肯定人生的动力，才能支持约翰·克利斯朵夫，使他能克服逆境。当小说展开到具有史诗规模的气象，囊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勇的生活和沉痛的经历时，在那些年代中使作家激动的社会问题的冲击也越来越扩大了。在开始几卷中，罗兰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以及其中典型的虚伪与伪善，同时摧枯拉朽地抨击着腐化与颓废的法国艺术，把一切毫无生气和病态的东西暴露得体无完肤；然而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主题却是团结一切理智正常的普通的男男女女，号召他们阻止欧洲和欧洲文化的毁灭。他警告人们：随着大家日益滋长的麻痹和意志力的销蚀，危险也在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呼声，号召知识分子们鼓起勇气，集合起来，保卫生活。罗兰在鼓舞人们团结一致并振作精神力量时给他们指出什么目标呢？那时他只提出了相当空洞的宗旨，说迫切地需要打击自私自利，并赞美着爱的幸福和自我牺牲的欣悦。“不要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争论不同的见解。这些事情是完全无用的。无论你的国家是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又有什么关系？主要的它应该生活！一切颂扬生命的就是美好的。只有一个敌人，追求逸乐的自私主义，才会玷污生命的源泉，使它涸竭。歌颂力，歌颂光明，歌颂产生果实的爱、自我牺牲的欢乐和行动……干吧，行动吧，团结起来！严格地说，我们在这些话中发现推动过易卜生的同样的精神动力。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点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些话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他们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走错了方向，而那正确的道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却是陌生的。奥里维对这个紧要问题的看法跟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差无几。他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互相容忍与同情，这只有当生活本身建立在一个健全与和谐的基础上，并且在一个能发动全国力量的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奥里维却说到一种“超党派的、强有力的、智慧的权力。但是唯一能超出党派分歧的是能够从自己身上而不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的权力，不是依靠乌合之众来支持的权力（犹如目前的政府那样）……而它固有的价值是以它对人民所作的服务来衡量的：如辉煌的军事胜利、纯粹以公共福利为指归的专政、以理智为最高的准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力来抉择……有利的时机一定会涌现的……只要有幸运和天才就行了。让我们等待并希望吧。”其实，唯一能够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因此在一个研究并了解社会斗争的理论的人看来，改造生活并不靠运气的偶然好转，并不需要等待魔术般的敕令来惊醒法国沉睡的力量。这种敕令确实存在着——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被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国最优秀的心灵所接受的理论。事实上，那时罗兰思想中触目的矛盾就是：他融会贯通了自己祖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理论中最新、最进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本能地感到了法兰西的真正文化与艺术，可是在他彻底理解之前，他先看到了法国的人民月p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些人并不是法国的商人、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并不住在时髦的地区或聚集在沙龙里，一面温文尔雅地谈论音乐，一面大做其生意经。不，他们都是法国的普通人——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缝衣妇，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真正的音乐使她受到怎样深刻的感动；或音像西杜尼，那个替人家帮佣的姑娘，她在他那场重病后看护着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西杜尼以及她天生的健全的常识、她的纯洁的道德和“巨大的生命力”；西杜尼把所有她的积蓄都给了父亲和妹妹，她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过任何快乐，并且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她的清峻自持的人生哲学；她是法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既勤恳而又淡漠，既反抗而又驯顺”，“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来支持那忠诚的勇敢”。这个法国人民的女儿以她对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忠实、天性的淳朴与自豪引起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敬仰。真的，她确实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约翰·克利斯朵夫想称赞她的道德时，西杜尼答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别人完全一样。你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法国老百姓呢。”“真的，”罗兰写道，“现在他才开始懂得法国的老百姓，他们似乎是为了永恒的生命而诞生的，他们跟自己的乡土血肉相关；就像这些土地，他们看到了那么多征服者、那么多国王都如烟云过眼，而他们是万古长青。”“我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把它献给一切国家的自由心灵，那些受苦、战斗而胜利的人们。”这是罗曼·罗兰给小说的最后一部第10卷所写的题词。换一句话说，他把小说呈献给那些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人，他们保持了精神的纯洁，不肯背叛自己的良心去适应“节场”上腐朽的世界，而且保持了忠实与诚挚的天性。这是一场为了人性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的可憎泥潭中；主要的应该是维持人们的人性，帮助他们维持人道、理智和良心，不要丧失真诚和荣誉。这部小说很可以称为20世纪初叶人类伟大的忏悔录；在那些年代中，政治投机和无耻的腐败渗透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活和文化的每一方面，正直的人们在这种腐蚀的氛围中闷死了。作者用现实主义手腕描绘了“日薄西山”的一代的悲剧，同时力求真实，为了不辜负那些热情的诺言：“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无论它的罪恶、它的道德、它那深刻的悲哀、它的狂妄自大、它的英勇努力以及它在一项超人任务的重担下所感到的彻骨的筋疲力尽；整整一个世界——道德、美学、信念、人道——都必须改造。我们得重新做人。”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我想是可以的，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

《呼啸山庄》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男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老东家领养的孤儿，长大后一身野气，像个吉卜赛人。少东家辛德力视他为奴仆，可女儿加瑟琳却与他相爱。后来加瑟琳终于抵挡不住金钱和门第的诱惑，而嫁给了阔少林顿，而又仍然爱着希斯克里夫，婚后不久就难产而回来，娶了林顿的妹妹，肆意虐待她，甚至虐待她与他生的儿子；他还不惜加害加瑟琳留下的女儿，以次报复林顿家……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杰出作品。作者被誉为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于连·索累尔的外省青年，出身低微，有一定的聪明才智。他在当地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勾引上主人的年轻妻子，后来又在巴黎勾搭一个贵族小姐。市长夫人出于嫉妒，揭穿了他的丑行。他一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市长夫人，法庭以预谋杀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主人公于连是当时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上流社会的迫害与影响，个人的孤傲与野心，是于连悲剧的根源。这部小说的魅力还在于作者颇费匠心地赋予小说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小说原名《于连》，后改为《红与黑》。其中的“红”指法国士兵的红色军服，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黑”指复辟时期僧侣的黑衣，代表封建教会势力，这一书名本身暗示了两大对立阵营的尖锐冲突；斯汤达把“1830年历史纪实”作为小说的副标题，意在突出小说的时代精神。小说围绕着于连短暂的一生，从外省小城到首都巴黎，从神学院到保王党集团，从爱情生活到秘密政治活动，鲜明地勾画出了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深刻地揭示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最后阶段法国社会各阶层错综的矛盾关系。这一切都表明《红与黑》在本质上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斯汤达生前，《红与黑》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但他小说中的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描写最终取得了法国和各国人民的承认。在中国，《红与黑》以及斯汤达的其他作品都有多种译本。《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在中国，关于主人公于连与德·蕾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小姐的三角恋情也早已被读者所熟知，于连为了达到个人野心，后来杀死了真爱的德·蕾纳尔夫人而被处死。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法国影片《红与黑》曾在我国放映并轰动，扮演于连的著名法国演员钱拉·菲利普也是家喻户晓。司汤达将这部作品取名为《红与黑》，其中颇有深意。红代表革命、军功和行伍生涯，黑则代表教士的黑袍、教会和教士的职业。其寓意是从前在拿破仑的帝国时代，年轻人，尤其是并非贵族出身的年轻人，可以参加革命的军队，凭着勇敢和手中的武器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但时移境易，拿破仑失败，封建王朝复辟，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互相勾结，平民青年没有任何出路，只能以教士职业为晋身之阶。风雷叱咤，豪气干云的时代过去了，法国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个性和魄力受到压抑的时期。《红与黑》的副标题《一八三○年纪事》明白无误地指出，该书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于连与命运作艰苦奋斗的短短一生，从不同的角度，淋漓尽致地反映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红与黑》不是历史，但胜于历史，它以感人的形象，跌宕起伏的还必情节，再出了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百态。《红与黑》的情节围绕于连这个主主公展开，书中人物虽多，都不过是主角的陪衬。

在这部作品中，莫泊桑对他笔下的主人公让娜基本上是持同情态度的，但在她对儿子过分溺爱的章节的描写中，也透露出了或多或少的批判的态度。小说的题目是《一生》，毫无疑问，它主要指的是主人公让娜的一生。 漂亮的让娜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受父母的影响爱好幻想，对未来有种种美好的梦想与憧憬，但冷酷无情的现实将她的梦想一个个击碎。做少女时，她渴望美好的爱情与婚姻。遇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于连，但发现他是个无耻之徒，让娜对爱情的梦想破碎了。这时父母的关爱给了她很大安慰，但父母年轻时都不乏风流韵事她的心中更加孤独。生下儿子后让娜又将一生的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但儿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最后，她只能在仆人的帮助下度过余生。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一个被人秘密囚禁十年的囚徒在狱中含血带泪写出了自己不幸遭遇，并要求向仇人清算，而十年后这封控诉书恰好控诉了自己无辜的女婿。本书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本书的主要情节是我跟我的孩子们和朋友们一起演出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剧本《冰冻的深渊》时构思出来的。那时我产生了表现这故事的强烈欲望。我在幻想中津津有味地精细地勾勒出了人们的心态，设想着把它呈现在关于观察的观众面前。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用他的小说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罪恶，对生活在最下层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双城记》是狄更斯后期的重要作品之一，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史实写成的一部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