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女主人公简·爱是个孤儿。由于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地位，她自幼饱受虐待和歧视，养成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习俗的坚强性格。从慈善学校毕业后，她到地主罗契斯特的庄园任家庭教师。她的自尊、自爱、自信和她的才智，赢得人们的敬爱，在逐渐深入地了解和在平等的地位上，她与罗契斯特相爱了。在婚礼的当天早晨，才发现罗契斯特已有妻子，就是藏在楼上的疯女人。简·爱坚持人格的尊严，毅然离开了罗契斯特，经历了流浪的辛酸生活，在一个乡村学校找到了教书的职业。后来，简·爱得知那个疯女人放火烧屋，罗契斯特救她未成反被烧伤，而且双目失明，她又不顾一切地回到罗契斯特身边，与他成婚，终身相守。 简·爱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努力争取自由和平等，不畏艰险，坚贞不屈，闪耀着性格的灿烂光辉，所以成为后世读者常念不忘的人物。小说的情节曲折动人，带有传奇色彩，有时还显得神秘，这不仅使小说富有吸引力，而且更增加了作品对读者的震撼。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同容包括该作家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愿“纸书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作品描写了傲慢的单身青年达西与偏见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富裕的单身贵族彬格莱与贤淑的大小姐吉英之间的感情纠葛，充分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强调经济利益对人们恋爱和婚姻的影响。小说情节富有喜剧性，语言机智幽默，是奥斯汀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达夫妮·杜穆里埃在本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蓓卡的形象，此人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除在倒叙段落中被间接提到外，从未在书中出现，但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忠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丽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小说中另一女性，即以故事叙述者身分出现的第一人称，虽是喜怒哀乐俱全的活人，实际上却处处起着烘托吕蓓的作用，作者这种以“实有”陪衬“虚无”的手法颇为别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刻画吕蓓卡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腐化生活，以及她与德温特的畸形婚姻，对英国上层社会中的享乐至上、尔虞我诈、穷奢极侈、势利伪善等现象作了生动的揭露。作者还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比较成功地渲染了两种气氛：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这双重气氛互相交叠渗透，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本书成为一部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小说。但在这部作品中也反映了作者某些不足之处，如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若干描写景色的段落有点拖沓，且时有重复等。

大仲马有句名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三个火枪手》正是挂在1625年到1628年这段法国历史的钉子上的一部优秀小说。当时，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开始了宗教改革，由此，新教势力日益强大，并占据了不少城市，形成国中有国的局面。为了法国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1625年，红衣主教亲自指挥军队攻下了新教的最后一个堡垒——拉罗舍尔城，从此剥夺了新教的政治特权。这段历史是当时法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小说以它为背景，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但是，作品却不拘泥于历史，把历史中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加以升华，演化成了一部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文学巨著。本书的主人公达尔大尼央和一些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有一个小说家叫库蒂兹，曾出版过《国王第一火枪队副队长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作品中的达尔大尼央、特雷维尔、博纳希厄太太、米莱狄和三个火枪手的名字，都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的身世和故事有所不同。因此，严格说，《三个火枪手》实际上是一部经改写的小说，但是，它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和才华，无论从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大大地胜过了原作。由于《三个火枪手》是作者应报社所写的连载小说，因此，它的显著特点是：开门见山，情节生动，对话有趣，而且每段都留下一个悬念，以引起读者欲罢不能的阅读兴趣。大仲马不愧是大手笔，他把许多既有密切联系而又独立成章的小故事编织在一起，如白金汉和王后的爱情、阿多斯的不幸婚姻、费尔顿的受骗上当、达尔大尼央和米莱狄的纠葛……使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三个火枪手》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达尔大尼央的机智勇敢、重朋友之情，阿多斯的处事老练、嫉恶如仇，波尔朵斯的粗鲁莽撞、爱慕虚荣，阿拉密斯的举止文雅、灵活善变，米莱狄的年轻美貌、心狠手辣，红衣主教的深不可测、阴险奸诈，博纳希厄太太的纯真善良以及她丈夫的愚昧可笑的性格都活生生地跃然于纸上，表现得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作品虽然属通俗小说，但是，文字相当讲究，华丽而不艰涩，风趣而不粗俗。作品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之间的伪善关系，也是它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落魄的青年意外得到一笔横财——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引人发笑的故事，作者用其娴熟的幽默笔触向你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残酷现实，而作品中小人物的悲哀，也透射出整个社会的悲哀。

编辑推荐：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有一种谦卑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既没有拿破仑的英名，也没有他那些丰功伟业。可是把这种人的品德分析一下，连亚历山大大帝也将显得黯然无声。今天……你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性。他很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惊动，同时，也没有新闻记者来惊动他，请求会见。如果你请问一下他贵姓大名，他会用朴素而谦卑的声调说：“我是帅克。”这就是“帅克”，本书通过主人公帅克的从军经历，揭露奥匈帝国的黑暗统治，反映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憎恨。

本书是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一位德国音乐家从出生到辞世的整个人生：他的艰苦卓绝的音乐生涯和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并且跟随主人公的足迹，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社会风貌，对丑恶的黑暗势力充满了憎恶，对善良的劳苦大众充满了爱心。 该书出版近一个世纪以来盛名不衰，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指引他们如何对待生活和事业。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99年，罗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其后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时期他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等。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说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罗曼·罗兰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他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刻画了在时代风浪中，为追求正义、光明而奋勇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提到艺术风格时，罗曼·罗兰表示，除了“诚恳”二字，他不希望别人承认他有什么别的优点。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性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性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巨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导引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只有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个激昂慷慨的、天赋着巨大意志力和崇高目标的性格才能经得起他所遭遇的无数困厄，抵抗一切卑鄙和可憎的、渗透在社会机构的每一个细胞中的机会主义。只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创造的企冀，一种健全而精力充沛的肯定人生的动力，才能支持约翰·克利斯朵夫，使他能克服逆境。当小说展开到具有史诗规模的气象，囊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勇的生活和沉痛的经历时，在那些年代中使作家激动的社会问题的冲击也越来越扩大了。在开始几卷中，罗兰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以及其中典型的虚伪与伪善，同时摧枯拉朽地抨击着腐化与颓废的法国艺术，把一切毫无生气和病态的东西暴露得体无完肤；然而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主题却是团结一切理智正常的普通的男男女女，号召他们阻止欧洲和欧洲文化的毁灭。他警告人们：随着大家日益滋长的麻痹和意志力的销蚀，危险也在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呼声，号召知识分子们鼓起勇气，集合起来，保卫生活。罗兰在鼓舞人们团结一致并振作精神力量时给他们指出什么目标呢？那时他只提出了相当空洞的宗旨，说迫切地需要打击自私自利，并赞美着爱的幸福和自我牺牲的欣悦。“不要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争论不同的见解。这些事情是完全无用的。无论你的国家是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又有什么关系？主要的它应该生活！一切颂扬生命的就是美好的。只有一个敌人，追求逸乐的自私主义，才会玷污生命的源泉，使它涸竭。歌颂力，歌颂光明，歌颂产生果实的爱、自我牺牲的欢乐和行动……干吧，行动吧，团结起来！严格地说，我们在这些话中发现推动过易卜生的同样的精神动力。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点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些话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他们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走错了方向，而那正确的道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却是陌生的。奥里维对这个紧要问题的看法跟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差无几。他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互相容忍与同情，这只有当生活本身建立在一个健全与和谐的基础上，并且在一个能发动全国力量的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奥里维却说到一种“超党派的、强有力的、智慧的权力。但是唯一能超出党派分歧的是能够从自己身上而不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的权力，不是依靠乌合之众来支持的权力（犹如目前的政府那样）……而它固有的价值是以它对人民所作的服务来衡量的：如辉煌的军事胜利、纯粹以公共福利为指归的专政、以理智为最高的准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力来抉择……有利的时机一定会涌现的……只要有幸运和天才就行了。让我们等待并希望吧。”其实，唯一能够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因此在一个研究并了解社会斗争的理论的人看来，改造生活并不靠运气的偶然好转，并不需要等待魔术般的敕令来惊醒法国沉睡的力量。这种敕令确实存在着——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被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国最优秀的心灵所接受的理论。事实上，那时罗兰思想中触目的矛盾就是：他融会贯通了自己祖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理论中最新、最进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本能地感到了法兰西的真正文化与艺术，可是在他彻底理解之前，他先看到了法国的人民月p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些人并不是法国的商人、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并不住在时髦的地区或聚集在沙龙里，一面温文尔雅地谈论音乐，一面大做其生意经。不，他们都是法国的普通人——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缝衣妇，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真正的音乐使她受到怎样深刻的感动；或音像西杜尼，那个替人家帮佣的姑娘，她在他那场重病后看护着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西杜尼以及她天生的健全的常识、她的纯洁的道德和“巨大的生命力”；西杜尼把所有她的积蓄都给了父亲和妹妹，她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过任何快乐，并且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她的清峻自持的人生哲学；她是法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既勤恳而又淡漠，既反抗而又驯顺”，“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来支持那忠诚的勇敢”。这个法国人民的女儿以她对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忠实、天性的淳朴与自豪引起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敬仰。真的，她确实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约翰·克利斯朵夫想称赞她的道德时，西杜尼答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别人完全一样。你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法国老百姓呢。”“真的，”罗兰写道，“现在他才开始懂得法国的老百姓，他们似乎是为了永恒的生命而诞生的，他们跟自己的乡土血肉相关；就像这些土地，他们看到了那么多征服者、那么多国王都如烟云过眼，而他们是万古长青。”“我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把它献给一切国家的自由心灵，那些受苦、战斗而胜利的人们。”这是罗曼·罗兰给小说的最后一部第10卷所写的题词。换一句话说，他把小说呈献给那些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人，他们保持了精神的纯洁，不肯背叛自己的良心去适应“节场”上腐朽的世界，而且保持了忠实与诚挚的天性。这是一场为了人性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的可憎泥潭中；主要的应该是维持人们的人性，帮助他们维持人道、理智和良心，不要丧失真诚和荣誉。这部小说很可以称为20世纪初叶人类伟大的忏悔录；在那些年代中，政治投机和无耻的腐败渗透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活和文化的每一方面，正直的人们在这种腐蚀的氛围中闷死了。作者用现实主义手腕描绘了“日薄西山”的一代的悲剧，同时力求真实，为了不辜负那些热情的诺言：“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无论它的罪恶、它的道德、它那深刻的悲哀、它的狂妄自大、它的英勇努力以及它在一项超人任务的重担下所感到的彻骨的筋疲力尽；整整一个世界——道德、美学、信念、人道——都必须改造。我们得重新做人。”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我想是可以的，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

《呼啸山庄》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男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老东家领养的孤儿，长大后一身野气，像个吉卜赛人。少东家辛德力视他为奴仆，可女儿加瑟琳却与他相爱。后来加瑟琳终于抵挡不住金钱和门第的诱惑，而嫁给了阔少林顿，而又仍然爱着希斯克里夫，婚后不久就难产而回来，娶了林顿的妹妹，肆意虐待她，甚至虐待她与他生的儿子；他还不惜加害加瑟琳留下的女儿，以次报复林顿家……

简·爱自幼失去父母，苦难的生活使她的性格变得内向而刚强。在索菲德庄园任家庭教师时，和主人罗彻斯特产生了爱情。罗彻斯特古怪的性格与索菲德庄园的一个个神秘之夜使简·爱困惑不解，直到举行婚礼时，谜底才被揭开。原来罗彻斯特是有妻子的，她是一个患有遗传精神病的女人，一直被关在阁楼里。绝望的简·爱离开了索菲德庄园，但她心里仍然爱着罗彻斯特，罗彻斯特也在四处寻找她。一番周折后，当她重新回到索菲德时，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伤口以抒情而又感伤的笔调叙述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刚一发表便轰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