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作品译自作者的多部散文集和报刊上散载的文章。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散文创作的范围和特色。在欣赏过他的小说之后，再看他的散文，读者也许会感到别有天地，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位文学大师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读这些散文的过程中还能得到美的怡悦和写作上的裨益，译者的付出出算得到满意的回报了。

·雄辩滔滔，舌剑唇枪；法庭比拼，奇招迭出。·追寻线索，抽丝剥茧；曲折案情，峰回路转。·精彩的法庭斗智，巧妙的侦探故事，本篇展示出法网奇情。

在这本小书中，司汤达提出了三点原则：一、摒弃三一律；二、运用民族题材；三、要求用散文写剧。前两者是受到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影响，后者则是他早已有的看法，认为戏剧用诗写不行，那是史诗，不是戏剧；要用散文这种接近民间、接近现实的语言。本书中散文《论爱情》，既是爱情心理的具体分析，又汇集了当时欧洲的故事，也有许多司汤达自己的回忆。评论家们认为这本书毋宁说是他对梅蒂尔德的一份温馨爱情的升华。《自我中心回忆录》完成于1832年。根据作者自述，记录的是1821年6月至1830年间他在巴黎的一些个人经历和见闻。1821年，由于奥地利政府怀疑他是烧炭党人，司汤达无法在意大利继续居留，被迫离开米兰，回到巴黎。这时的法国首都虽然已经处于复辟势力统治下，但毕竟不是波旁王朝旧日鼎盛时的景象。法国自从17世纪以后，举办“沙龙”的风气就很盛行。所谓“沙龙”，就是由一位贵夫人定期敞开她的客厅接待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谈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学与艺术等等，这种交际形式往往给予当时的政治社会以很大的影响。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823年，当时仍是古典主义统治时期。这本书第一次明确地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帜。这是一次战斗的开始。到了1827年才有大仲马的《亨利三世》上演，1830年才出现了雨果的《欧那尼》之役，进入浪漫主义高潮，彻底打垮了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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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国散文选以蒙田《论三种交往》作为开篇，并不意味着法国在此前没有散文，也不意味着此前的散文无可选，法国散文选以蒙田开始，一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二是为了说明，法国散文直到蒙田方才成熟，或开始走上成熟的道路。本书荟萃了法语国家的散文精华，其中即有大师的精典之作，又有反映散文新貌的新作。总之，法国散文的一千年，有五百年是用在了使这种体裁渐渐成熟上。作为成熟的标志的蒙田散文至今好像还无人超过，后来的散文家只是在共广度上有所作为，而在其描写和叙述的深度上则无出其右。法国散文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法朗士的话说：“首先是明晰，其次是明晰，后来，则无论是铺张扬厉，还是汪洋瓷肆，还是精巧细腻，还是清丽秀逸，还是瘦硬挺拔，还是冷峻幽迥，最后都要归于明晰。散文发展到现代，繁复者有之，幽深者有之，孤峭者亦有之，然而都取代不了明晰。

正如你可能期望的那样，本书记述了作者重返普罗旺斯的经历和感受，这里有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精彩之笔，包括在改建后的加油站举行的宴会，一次在马赛的酒店里所尝到的普罗旺斯鱼汤，以及普罗旺斯独有的鼻子学校，种植黑马铃薯的奇怪园丁等等。普罗旺斯，对你我来说永远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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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1821～1867），划破19世纪法国文坛夜空的彗星，资产阶级社会的浪子，点“恶”为“美”的大师，化腐朽为神奇的歌者，以痛苦多舛的一生挑战虚伪道德的叛逆，以华美瑰丽的诗篇为艺术泣血的缪斯，永远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压抑、被抛弃的善良人的挚友。他的诗集《恶之花》被誉为颓废派的《圣经》，象征主义诗歌的冠冕，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反映了文艺复兴后欧洲知识界三百年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浮士德追求知识、爱情、政治、美和事业的悲剧，那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则折射了19世纪欧洲被逐出象牙塔和“上流社会”的艺术家探究艺术、社会现实、腐朽罪恶和宗教真谛的悲剧性自渎，是腐朽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的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病态的罂粟。这本文集收入了波德莱尔一些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位诗人兼艺术评论家的思想和艺术风格。

让·艾什诺兹写的是一些人称“边角废料”的离奇事件：《切罗基》中的鹦鹉，《出征马来亚》中的假公爵的命运抗争，《高大的金发女郎》中屡屡推倒男人的神秘失踪女。在这些故事里，爱情、侦探、冒险总是一种过度切分的语句以及滥成灾的各种比喻恶作般地纠缠在一起，然而每一个细节又都是精心雕琢煞费苦心。这种由太多废话堆砌出来的杂货铺、语词工场，并没有吓坏早已领略过新小说的艰深晦涩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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