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行将过去。当我们站在跨世纪的门坎上，回首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雨历程时，现代文学史上寻些文学“明星”仍然光辉灿烂，穿过历史的尘埃，照亮了“世纪末”的大地！就像一位饱经苍桑的世故老人一样，“世纪末”的人们也普遍有一种“怀旧”心理，这或许是现代文学大师们的早期著作受宠的原因。本辑《现代名家经典》选取了丰子恺、钟敬文、张根水、夏丐尊、沙汀、叶紫、郑振铎、五统照等八位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小说作为作家反映生活的“晴雨表”，真实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而散文则来得更为直接，它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忠实记录，从中可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8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物色所在。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片断：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后记：编后记徐秀珊摘录：“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底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答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这节讨论人生目的的文字，摘自张中行先生的《我与读书》一文。这是一篇很具分量的文章，故而在张先生谈人生哲学的大作《顺生论》中作为代前言，而置于卷首。在张先生看来，在人生终极的大背景下，讨论人生目的，只能归结为“不知道”。但人类要生存，作为个体的人也要生存下去，解决的办法张先生认为还是中国老祖宗的办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用张先生的话说“率性”也就是顺生，顺着天命的所定生存下去。天命抗不了，孔老夫子说“畏天命”，人类只有“顺”的一条道路。要“顺”而“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就成为可怜”。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存在是很可以悲悯的。但是，虽然如此，张先生又认为，作为个人，生命只有一次，即便在存在的目的上很可以悲悯，因为只有一次，故而要格外地珍惜，“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看看它的脸色”，而反思，体味人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故而张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写人物的，格外流淌着一种悲天悯人之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先生笔端的人物，总是敬重的，伤感的，有一种幽远的哲思和力量。再摘：“再举一种半老而未掉牙的，是英国罗素在半个世纪前（1938年）著的《权力论》，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友三的中译本。这本书量不大，主旨很简单，是一，权力是怎么回事以及表现的各种形式；二，容易滥用与可怕；三，如何节制。同《论法的精神》一样，其中所讲，我们未必尽信，但总是值得参考。值得参考，是因为，其一，他们所讲，是我们的经史子集里不讲的，只是为广见闻吧，也应该看看；其二，在生活与治道的大问题上，我们一贯是寄希望于善心，结果所得是画饼，而仍想活，并活得如意，就应该看看人家不问善心，在权上打算盘是怎么讲的；其三，人祸的苦难，绝大部分由权来，我们乞援于善心而想不到如何对付权，是空想，人家实际，如果所想对了，并有办法，就会使画饼变为真饼，实惠，为什么不尝尝呢？”这节关于社会的议论，引自张先生《月是异邦明》，张先生虽生于帝制，但思想并不颟顸、人云亦云，而是服膺于“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是张先生做人，也是他为文的一个鲜明基调。在这个基调的笼罩下，张先生的笔锋是犀利的，诸如对社会的腐败，中国人的陋习，当代迷信之风的复起以及各种沉渣的泛滥，张老均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而毫不妥协。冷峻的科学精神与悲悯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张中行老人及其作品的两个基本原则。掌握了这两个原则，我想至少是可读出张先生作品中更深潜的东西。三约一年以前，山东教育出版社来人同张先生商量，出版他一本学术性散文的集子，张先生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不愿意炒冷饭。后来，出版社的同志商之于我，我认为也未尝不可。理由仍简单，因为中国读书市场之大，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没有读过张先生作品的人来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加上出版社恳切的态度，实难拒之于门外。基于这个想法，我选编了这本张先生自谦为《南郭竿声》的选集。如同我在上面所谈的两个原则，选编的文章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学识的，再一部分是有关文学的，尤以写人与写物的为主。读张先生的这本选集，我想，细心的读者是会感受到冷峭的批判力量与悲悯的哲思的。语云：以蠡测海。对于张先生的精神与作品，假如通过我这一点微薄的劳动，而使读者确有所知，我也就感到满意了。1997年冬于北京西坝河本书前言自序记得还是今年年初，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人来，约编一种三十万字的散文选本。近年来我很怕编印散文选本，因为旧货换新钱，必不免有骗读者之嫌。我说明此意，出版社的来人积极性不减，说他们策划的这套《世纪学人文丛》，言明只收能“体现作者学术思想、文化精神”的，与一般的散文选本不同，并且，学者如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等都已慨然应允。季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是我一向非常钦佩的，我想他的慨允，其中大概还有乡土之谊吧。若然，我的进和退就应该兼考虑这山东的乡土。说掏心窝子的话，对于山东的人文、风土，我是颇有好感的。还是举棋不定，只好把情况告诉在编写方面帮我很多的徐秀珊女士，请她决定进退。她多看“学人”和“学术”一些字，认为也无妨编这样一本。我说：“好，比如唱《空城计》，你演诸葛亮，我给你配老军。”其后她就动手选篇目，据她看，大如谈道理，小如谈人、地、杂物，都是与“学”有多多少少关联的，可谓实现了“不同”。她编，有如上城楼唱“我本是卧龙冈——”，我这老军就可以靠城墙安坐，岂不真“散淡”哉。想不到交稿时候又来了麻烦，一是要有作者的序，二是原定的共名（某某自选集）作废，要作者自己动脑筋锡以嘉名。前一个要求好办，可用《史通》说的“叙事”法，泛泛说说经过，至于如何选材、如何编排，那是重头戏，我演老军的可以不管。后一个要求，虽字数有限却很难办，因为既要与内容切合，又要简明雅驯。搜索枯肠多日而不得。最后是参那个“学”字，联系人家有我没有，忽而想到“滥竿充数”这个成语，才绝处逢生。为雅驯，这个成语要化，于是摇身一变就成为“南郭竿声”。南郭者，本不能吹竿之南郭处士也。至于此书吹出之声究竟是什么样子，估计徐秀珊女士的编后记会谈到，那就请到那里去看吧。张中行1997.4.

本书是祝勇的散文集。共收入散文70篇。

《郁秀和＜花季·雨季＞》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终于要问世了。如果说《花季·雨季》是她自己不知天高地厚，闯出来的；那么这本《郁秀和＜花季·雨季＞》则是她在无法推脱的催促之下，被逼出来的。《花季·雨季》出版后的轰动和产生的影响，我们谁也没有估计到：全国第七届书市的第一畅销书，报纸连载、杂志选登，从中央到地方电台连播，拍电影、电视剧，出了几个连环画和卡通。小说还得了许多奖项，最重要的有“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成名的背后，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想和疑问：这是16岁女孩写的吗？是不是父母代笔？开始，我对这些猜测不以为然，心想大家看看小说内容就明白了，大人是写不出来的，完全是孩子的立场和口气，语言也是当代深圳中学生独有的，不少地方我还弄不大懂呢。但一手难掩众口，怀疑的人还是很多。在这假冒商品随处可见的今天，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毫不奇怪。但是，有两次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次是《深圳特区报》记者黄汗青女士，她写了一篇关于《花季·雨季》的文章，约我去核实一下内容，并要几张郁秀的照片。她曾在深圳大学工作过，是熟人，所以很随便地聊了起来。听我讲完小说的创作过程，黄记者十分真诚地说：没听你讲之前，我多少有点怀疑是大人代笔的，现在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真正释疑了。她的疑团解了，我心里倒纳闷了：像她这么熟悉的人都有疑惑，那么其他人呢？另一次是在郁秀的母校育才中学。一天下午学校开《花季·雨季》座谈会，校长一定要我到场讲话。盛情难却，我就讲了讲郁秀小说的创作过程以及读者对小说的评价，接着请同学们提问题。同学们十分可爱，提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叫我难忘的是一位男同学，他直截了当地问，家长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作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后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通过这件事，我想，存在这类疑问的人一定不少，应该用一种恰当的形式，把郁秀创作《花季·雨季》的真实过程告诉大家，不要让人带着种种疑惑来读《花季·雨季》。1997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出一本有关郁秀和《花季·雨季》的书。其时，海天出版社的编辑旷听同志也正在做此计划，《郁秀和＜花季·雨季＞》的书名就是他取的。我认为，这倒是解决部分读者心中疑惑的好办法。当然，出此书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想了解郁秀和《花季·雨季》的心愿。小说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在深圳、广州、北京三地都举办了座谈会，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评价高。广大读者更是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了解郁秀的近况、成书过程、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等等。这就使我们十分为难。郁秀在深圳大学念完书，根据联合课程协议，于1995年秋赴美继续完成学业，后转学加州读本科，至今仍是一名学生。为了让她有一个平静的学习环境，国内的热闹场面和各种赞誉、奖励，我们只告诉她一个大概情况，生怕干扰她专心读书。许多读者，想索要郁秀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都不得不婉言拒绝了。不少媒体派记者找上门，要求发一点有关郁秀和《花季·雨季》的文章。实在逼得没办法了，我和她母亲就出面抵挡一阵，接受采访或写点文字。小说出版快两年了，郁秀本人不见踪影，从未在报章上发表过一个字。她得了这么多奖，得到广大读者如此厚爱，学习再忙再紧张，也得跟读者露个面道声感谢，回答一些大家关切的问题。可是她人在美国读书回不来，怎么办？一个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读者的问题归拢起来，寄到美国，要她利用业余时间—一作答。于是，就有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答读者问》。接着她继续挤时间写了本书的第二、第三部分《我的（花季·雨季〉》、《花季、雨季之后——我在美国这三年》。这样，就有了本书的主体部分。许多读者，还非常想了解郁秀的过去。我将郁秀过去写的日记，选了二十多篇，送给周围的人看，征求意见，结果反映相当好，所以也收到了这本书里。郁秀自己写自己，难免有不便与不足。于是搞了个附录，收了若干篇介绍郁秀、评价《花季·雨季》的文章。应读者的要求，书中还配了一些郁秀的照片。以上这些内容不知能否满足读者要求。作为郁秀的父亲和一名教师，我自己也想借写序的机会，向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学生朋友说几句话。首先，感谢你们，《花季·雨季》的主体读者是你们，感谢你们对郁秀和《花季·雨季》的关爱。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不少人喜爱文学，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可用心写些日记、周记、游记、散文、随笔、短篇之类，不要贸然去写长篇小说，时间、精力上都消耗不起。郁秀的成功，有种种因素，而且她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花季·雨季》成功了，但中学生写长篇小说的成功率有多少呢？所以她也不提倡中学生写长篇。中学阶段关键是打基础。如果你们真的对文学特别敏感，又有特殊的情感，那么在打好了知识基础和有了足够的素材积累之后，年轻的你们还怕没有机会写出满意的作品吗？由于时间仓促，种种条件的局限，只怕此书不能尽如人意，敬请大家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本书当代名家散文丛书：泸西情结内容包括：难忘云南；鸥盟；昆明雨；泸西情结；博物馆札记；飞翔在高原；黑骏马的蹄声；边防线上；高原雪；落马；亲近老枝；东方圣诞夜；排球故事；吃·穿·住·行；岁月的况味；感悟足球；鸽子的话题；过年琐忆；女儿军训；家庭观念；家庭氛围；江湖感觉；券在心等详细内容。

编完这本集子，按照通例，也为了丛书体例的整齐，需要写篇后记。为此颇踌躇了几日，不知该如何下笔。书后之记，总得有些对全书作整体把握的意思，但对这些分散写下的、内容各不相同的东西，要想一言以蔽之却是很难。因此，最后还得避实就虚，走泛泛而谈的路子。这几十篇文字，却跨越了十多个年头，足证我的低产。看到不少同龄人一年半载就有同样数量的收获，我只有艳羡的份儿。“十年磨一剑”的认真刻苦自然值得嘉许，但却不好用来为思路的凝滞和下笔的艰涩开脱。好在读书的快乐和慰藉是自足的，无需假借外在的什么。有许多爱书入迷的人，终生不曾发表一个字，但他们对于书的热狂，却并不因之而减少丝毫，就是最好的证据。相对这些不着一字而亦得风流的人们，毕竟我还有这些文字。它们并不表示我比别人高明，却可以很真切地印证我的快乐。至少它们能够使我记起，在某个夏日的午后或漫漫的冬夜，是哪些书籍曾经感动我，使我沉醉；启迪我，使我思索。它们在以一种不可能更好的方式让我消磨时光的同时，也使我对生活有更多的期盼，让生命获得一份充实和提高。由于我天性中某种自我拘囿的倾向，爱好不多，这种从书籍中获得的快乐便尤其显得强烈。如今，时或读到有人写半真半假的文章，说如果他不耽溺于读书，而将时间心力放到赚钱上，也许就会如何如何了。这自然更多是调侃，当不得真的。我尽管性情耽于幻想，时或会有些飘渺的念头，但在这点上，却从来不曾生过另起炉灶的想法。就其持久、深沉和纯粹来说，我不能想象有哪一种幸福快乐能够胜过读书，因此对于那些无缘体味读书之乐的人，潜意识里总抱着一丝怜悯，尽管他们可能香车宝马，富甲天下。这在明眼人看来，也许又是一种迂腐？尽管一向慵懒，但积腋成裘，多年下来，读过的书也数量可观了。文章中所谈及的，只是陪伴我度过美好时光的书籍中的很少一部分，甚至并非最重要的部分，但都为我所喜爱，都曾给我带来或浓或淡的愉悦，或深或浅的思索。书海茫茫，一个人选择什么，在开始可能是偶然，但到后来却必定有着心性的契合。这些书，我确是细细读过，并得到一份心灵的会意的，因此感想都是真实的，尽管可能不乏稚嫩粗浅。写作，总是源于一种倾诉的欲望。读书随笔这种文体，更易让人想到“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书中的情感、思索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像一颗石子投进水塘，撞出层层涟漪。这个比喻颇能够写照这种文体的生发机制。它可以是作者对某本具体图书的梳理阐述，读后的心得，也可以是由此及彼，将若干作品统一在一个话题、一种理念之下，仿佛一条丝线串起多颗珠子。同时，读书随笔作为散文随笔之一种，本身也应该是文采郁郁、值得咀嚼品味的，古人尝谓“言之不文，传之不远”。只有具备此种品格，方能令感情的表露更为动人，思想的传递更为有效。我是这样理解读书随笔，并试图在写作中体现出这种追求的。“书卷长留伴一生”，这是法国传记作家莫罗阿一篇文章的题目，第一次读到，即牢牢记住了。书籍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永远的润泽，深长的沉醉，使心灵对生活保持新鲜的感受和感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多端，人生途程怎样难以把握，如果能够与书为伴，便不啻为自己寻到了一个支点，一条可以信之托之的道路。而把读书的体验写下来，无疑于给心境上了保险，使之不会遗失忘却那一份幸福。借助文字的神奇的力量，那“曾经拥有”孰几也会变成“天长地久”的，尤其对白驹过隙般倏忽的人生来说。这本小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大象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为之付出辛劳的善良的人们。是他们的关怀扶掖，使这本可能与市场利润无缘的小书得以面世，使一个爱书人得以表达他的喜悦，并且有可能指望与人分享。作者一九九七年岁末

《怪老头儿》中的故事：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去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您是怎么下来的”？“一迈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不迈腿下得来吗？”跟他说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吗？”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儿。你叫我‘怪老头儿’就成了。……

如今，中国人都在紧张地生活着……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们希望读到文山书海中的精品佳作，在精品中，人们更是渴望读到精品中的精品……本书收录名家新作多篇，主要内容包括梁晓声的《假如我是女人》、铁凝的《闲话做人》、余秋雨的《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文化态度》、苏童的《南腔北调》、莫言的《柏杨林里的战斗》、张贤亮的《人比青山更妩媚》、贾平凹的《朋友》、刘心武的《马尾巴》等等。

在张曼娟式清纯、敏感而忧伤的眼睛里，人生宛若各种不忍割舍与别离的“缘”的星河，师生缘、友缘、事缘、地缘、亲缘、情缘……缘起缘灭几近构成了人生种种微妙的酸甜苦辣。倾情体会，细心品尝，万般难辛竟又是如此的别致与新奇。浓郁精致的古典意象，清新素雅的内心独白，娓娓道说人世间淡淡的忧郁与淡淡的欣悦；却又叫你蓦然省悟；哦，这就是“缘”？！

暂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