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以为序。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随笔集《熬至滴水成珠》是自《有了快感你就喊》问世3年以来，池莉出版的第一本新书。在书中，池莉记录了普通女人、母亲和作家这两种身份对其常人生活的撕扯，以及她对这种撕扯的平衡。此外，池莉还如实地记录了日常的写作状态，包括创作《有了快感你就喊》、《看麦娘》以及早期的《小姐你早》、《生活秀》等作品时的焦灼与喜悦。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把书里的文字一页页串联起来，当成池莉的自述读，从其中读出一个女人的一个个苦故事、累故事、爱故事、痛故事和心灵的觉醒故事，也可以把这些文字干脆就当成一篇篇精美纯粹的散文读。本书可谓是池莉人生经验的提炼和感悟，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如是我闻及我闻如是。第一部分纪录的是作为普通女人、母亲的池莉在衣食住行、相夫教女生活中的人间烟火，其中池莉对女儿的自由式教育更是体现出了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第二部分记录的是作为作家的池莉的阅读和写作，对古今中外作家的个人阅读，写作状态的记录。

女人要想嫁得得成功，要懂得知己知彼，对自己有恰当的评价，对对方有全面的了解，从而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定位。本书作者把她所采访到的成功再嫁的女人的倾诉变成一种文字，变成一种可以流淌到她们的心里，浸润到她们的脑子里，活跃在她们情绪中的东西，让这些成功再嫁的女人们与她们促膝交谈，看看她们怎样做才会拥有下一个幸福的机会。本书设置了一些心理测评和辅导的小章节，为的是让离婚女人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有足够的了解，以便充分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然后为自己确定下一步的目标。看看那些成功再嫁的女人都是怎么做的，相信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的悬崖峭壁一回转身便成了坦途大道，原以为山穷水尽的日子骤然变得柳暗花明。离婚只是上帝赐给人们的通往另一种幸福的借口，重新选择的权利让你重新体味快乐和把握幸福的快感。本书所述二十位成功再嫁女人的动人故事是作者经年苦心披沙见金的难得之作。更难得的是作者的一片悲悯情怀。虽是“口述实录”，经过文字润饰，但绝不失真实，远比虚构的小说好读且蕴含深远。书中的再婚女性能够苦尽甘来，是因为跨越了千山万水、儿女情长、生离死别，对于遭遇婚变的不幸女人来说，可以启迪心智、引发思路。离婚不过是上帝赐予的通往另一种幸福的桥梁，只要你勇敢前行，长夜过后便是鲜红的太阳。

读画眉那些个活色生香的小文章，如同赴个不谈正经事的饭局、挑件喜欢的衣服穿、发现了一个可以喝下午茶的好地方那样让人轻松愉快，充满生之乐趣。本书囊括了现代都市女子的各种体验：生活历练中必备的坚强，生活磨损下必然的倦怠，生命冲动之际的离散自由，心灵着陆那一刻的惶惑与感伤。一个敏悟而尖锐的女子轻轻拈起都市女子华丽生活的一角，就像抖开一条斑斓的锦被，你可以欣赏漂亮的花纹，可以触摸细腻的质地，可以嗅到隔夜的体香，也可以感知里面的泪痕。...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

洛艺嘉是一个走遍非洲全境的中国女子。她三年时间走遍非洲东、南、西、北、中部22个国家，欧洲26个国家，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这里的方方面面。这种行走和记录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深入这些国家的方方面面：餐馆、赌场、红灯区、贫民窟、高官豪宅、兵营、渔港、部落……她写创业、挣扎、凶杀、战火、疾病……以记者的犀利和女作家的敏感扑捉异域真实生活。 本书的文字淡雅中充满着灵动，平和中透露着犀利，非洲旅途的艰辛与孤独在字里行空间却是天马行空的洒脱。

人生最根本的两种面对，无非生与死。对于生，我从基督精神中受益；对于死，我也相信佛说。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对此，佛说常让我惊佩。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这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绝非貌似深刻的哲学专著。“使一个人愿意活着比使一个人活着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这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绝非貌似深刻的哲学专著。

中国传统养生术有一个地位相当于"补钙"的基本原则，就是禁欲戒绝女色，最起码，得避美色，非礼勿视。然而英国某医学杂志所刊的一项实验结果表明：男性若每天坚持凝望漂亮女性几分钟，可延长平均寿命4至5年。该国研究人员对200名男性进行为期5年的观察，发现和其他男人相比，每天目击美女的男人不但血压较低、脉搏跳动较慢，且心脏疾病也较少，其健身效果，等于做有氧运动30分钟。 从前只知道勤看医生有助健康，想不到勤看美女竞也有同样功效。无论如何，这个消息让我悲喜交集。喜的是，看美女从此有了一个"或遵医嘱"式的正当理由；悲的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上述结论不靠谱的成分偏高。虽然英国在医学研究上一直走在各国前列，但是依我看此一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值得商榷，最起码，比英国专家们预测的每周英超赛果要可疑得多。 从前我曾在一份医学杂志上读到，凡高血压患者，若每天坚持观赏金鱼一刻钟，有助于降低血压，减缓脉搏跳动速度。这里面的道理我明白，无非是金鱼不紧不慢的"低血压型"矜持姿态使然。我本人碰巧血压有点高，我家的院子里正好又有个鱼池，而鱼池里面养着几十条锦鲤外加金鱼两条。

一个艺术家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呢？他不是教师因而不能给人什么教导。他不是领袖所以未必能给人指引一条光明或安全的道路。他其实也不是灵魂工程师做不来总为别人以至自己脱胎换骨的事。他们是以正规角度看这世界而看腻了的人，并且天真地以为别人可能也不大耐烦，所以公为私就去找些新鲜的角度看这世界。我想，李清明的文字也在寻找这样的角度。——著名作家 史铁生这是一些闪烁着中国智慧的文字。许多平常而深刻的道理，已经被我们的时代完全遗忘了，比如对生活的感恩，孝敬，比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者言必拿来，成为习惯，已经造成这种知识，只是西方才有思想。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思考过“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似的。我一直对20世纪以降中国人的思想质量感担忧，尤其在1966年之后。但很多时候，偶尔看见普通人的文字，才发现中国思想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转移了，转移到没有时间空谈、干着实事的普通人的文字，他们业余时间偶尔记录下的想法，读起来却比知识分子的引经据典更为智慧。我说的是李清明的随笔集《微雨独行》。——著名诗人 于坚李清明身在商海，心怀哲思，对人生社会，均有独到感悟，其文中许多警句妙语，可以大书高悬为座右铭。——著名作家 莫言苦难、守望、惜福和感恩，很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些一些字眼集中出现。其实，又岂止是一本书，当道德退行这样的字眼，真的已经不生长在我们的心田。也许，我们在表达上的进步，远远走在了良知的前面。文学界常有清醒者呼叶回到常识。这些伟大字眼，也是和种常识，是一个文化的根基与底线。当上述这些字眼串连成线，互为因果朴素地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丝人性的温暖。——著名作家 阿米一个人，工农兵学商五大行业全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干一行精一行，行行均有所得，不容易。一个人，一个曾经当兵的，能在一项又一项全陌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容易。一个人，在从事繁忙的营之余，在诸多事务性的、习惯性的、礼尚往来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交往应酬之余，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情和兴趣来写写文章，以抒发自己对人对事的感受，更不容易。当今世界可供人们耗去工作之余时间的活动太多太多了。舞文弄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它是一个人的心境，是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追求。——著名作家 金敬迈

简介我不相信人一生只能爱一次，我也不相信人一生必须爱许多次。……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只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周国平是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出版各类著作二十余种，其中《人与永恒》是他最受读者欢迎，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周国平的一本随感录，也是他的第二本书，对于周国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87年出版以后即长销不衰，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这本书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诸如生命，痛苦，爱……周国平的文字是送给热爱生活，情感深沉丰富，追寻人生价值探求生命意义的读者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他的这本随感集被评为陶冶性情最应阅读的十本书之一，也在于其中谈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哲学。这种哲学式的人生解读，既不是一种世俗的圆滑哲学，也不是游离于尘世之外的出世哲学，而是追寻幸福感悟生活，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更贴近一个有着痛苦心灵的人的哲学。正如在书中所说：“人是唯一能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把自己当作尺度去衡量万物，寻求万物的意义。可是当他寻找自身的意义时用什么尺度呢？仍然用人吗？尺度与对象同一，无法衡量。用人之外的事物吗？人又岂肯屈从他物，这本身就贬低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意义的寻求使人陷入二律背返。” 周国平在谈到《人与永恒》时说：“我自己喜欢它，是因为它完全是无意为之的产物，脑中闪过一个思绪，一点感想，我就随手记了下来，心态非常自由。它记录的仿佛是思想的原生态，而这样的原生态是存在于每一个感受着思考着的人的头脑里的，很容易引起联想、勾连、撞击、共鸣、惊疑，我想也许正因为此，就也获得了读者的喜欢。” 我想，人生种种大谜，谁也不可能找到最终的谜底。说不定每个谜都有无数个谜底，因而也就没有谜底。我的兴趣在猜谜，而当我每次似乎猜中了谜底，却发现真正的谜底似乎又离我后退了一步之时，我就觉得这谜更加有趣了。 周国平是中国读者人气度仅次于余秋雨的学者和作家。《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代表作之一，以随笔短语的形式阐述了他毕生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包括人、自然和生命、爱、孤独、人生、美、超脱、幸福和痛苦、幽默、女人和男人、天才、婚姻、死、时间和永恒等26个话题，内容精辟而深刻，文字优美而富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