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讨论爱情的人，因为它有点复杂，也没有逻辑，但是有趣的是，这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在《花编》副刊从2001年6月至2002年4月所集结成的，当然我又重画并增加了一些东西。 我想我的前世一定不是只海豚，因为我不怎么喜欢旅行；我想我的今生也一定不会是这本书中的海豚，因为我始终相信，生命中并没有所谓的咖啡杯与大海。 爱情的本身，其实就是自由。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暗恋你”、“我爱你”、“讨厌你”以及“离开你”四个专题的散文诗。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写就的一部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夏阳东北有座龙门山，极富形胜之丽，所以司马迁自称是生于龙门。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

如果佤山记忆是历经岁月的浸泡变得深刻和优美，那么一些情诗和杂感则明显地因匆促而浅薄。《族人的目光》应当逼视心灵穿越历史，但这匆匆一瞥并未使我心震荡。表象掩盖了内质，使一连串的排比成为无力的重叠。《普洱的茶》尚未喝出迈越千年历史的茶之王者所含蓄的三昧芬芳，《生命中的梅子湖》只在粼粼波光中徜徉，“思茅人民辛勤汗水／泼洒在这块土地上的绿”（《五月的思茅》），恋人“身躯的烛心燃放的光中”（《生日蜡烛》）溢出的清冽爱意浅直平淡。剪裁是伴随诗意营构的功夫。简练是才能的姊妹。这些诗显露出尚未经过解衣磅礴惨淡经营的劳作过程，造成了累赘和冲淡。《永远的茅草房》抒写对昔日茅草房的思念情怀，它在梦中屡屡出现是因为它的“青草还在清香／竹笆墙还在翠绿”。作者曾在茅草房里生活操劳过。时别多年，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房后树林中的许多鸟和房前那块一眼望不到边的“苦荞地／开着的花／雪白一片”。只需用温柔的手细细抚摸往昔的一朵花一棵树一块苦荞地就足够了，无须拖上一条多余的尾巴：“那是一幅让人／沉醉的景色／许多年的城市生活／住房搬了一间／又一间／可梦中住的／依然是茅草房／永远都飘着／草的清香”。

《教育诗：创新》，这是作者的第二本诗集。她是作者的第一本诗集《教育诗：童心》的姊妹篇。本诗集仍分三辑：科学人生篇、教育人生篇和哲学人生篇，统称科教抒情诗。本诗集共138首。作者的最大特点是：保持童心。其诗的中心理念是：努力创新。作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实践、人生探索中，一直伴随着诗的创作。科学、教育、艺术是息息相通的。作者将科学、教育、哲学与诗歌融合，进行了创新的尝试。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科教诗”应有她一席之地。诗重形象，但不排斥抽象；诗重感情，但不排斥理性；诗重直觉，但不排斥逻辑。这些诗都是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都是在特殊环境下心灵的自白。作者欣赏朦胧诗之美，然而实践的大多是透明诗。朦胧讲坛是浅入深出；透明诗是深入浅出。朦胧与透明，两种模式互补，更能表达诗意。诗贵有真，真在于实践；诗贵有善，善在于情感；诗贵有美，美在于创见。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般》、《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结集出版诗集《女神》，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是钟鸣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自选诗，其中不少作品，虽已先后在海内外发表出版过，但经作者历年的修改或调整，又歧路逢春，别开生面。这些作品所酝酿经历的时代，恰好是“朦胧诗”从肇始、繁荣到转变的时代，故从中不难看出这场诗歌运动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到作者匠心独运的一面。作者在自序中，延续新文学运动前人的观念，把当代诗歌的写作划分到“北俊”和“南靡”这两种大的文化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以辨认“观念性诗歌””和“气质性诗歌”的特征。从本集所收录的作品来看，显然，作者本人对两者都保有一定的距离，而又吸取了各自的长处；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本诗集无论是代表作也好，少示于人的作品也罢，都表明了作者至少在这一阶段中对现代诗的一种观念，即，诗歌的“现代性”不能完全与“现实性”划等号，其题材、角度、方法、技巧，都应该处于完全开放而多样化的状态之中；其意境和语言风格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其作品之形成，用心更多的不是在“写作”层面上，而是在“文化”层面上。其代表作《中国杂技：硬椅子》、《凤兮》、《匪囚之歌》等，最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色。所以，钟鸣的写作有着明显的解构特征，作者或许想让读者甚至他本人，最后获得的是一种历史感而不单是诗歌本身。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本书根据儿童的诵读特点，按照唐诗音律分为五字唐诗（即五言）和七字唐诗（即七言）两册。书中所选唐诗均配以精彩的手绘插图，诗体正文则采用大字注音的形式，诗后还附有译文和注释，以利于儿童阅读和家长的辅导。同时，对诗中经典佳句，又以变色的形式加以强调，以便于儿童理解与诵读。本书附赠VCD光盘，使之成为有声读物。彩图让你看看唐诗300首、大字任你读唐诗300首、VCD由你听精选唐诗。

范当世1854年出生于通州城（今南通市）内有一个诗书世家，原名铸，字铜士，更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称范伯子。他是清代末年杰出的文学家，同光体诗人，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范当世幼即聪颖警悟，先后从通州城内有名望的塾师王兆榛、顾金标学习八股时文。15岁首次参加州试取得第二名，17岁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九次应南京科试，未得一第。青年时代的范当世结交了张謇、顾锡爵、周家禄、朱曼君等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朋友，研讨学问，关心国事，促使了当时通州“士风稍隘，识分敦静”风气的转变。当世25岁后负籍出游，初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兴化刘熙载学习《艺概》，继从桐城派古文大学、武昌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并为张主持修篡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复得张裕钊等介绍，为冀州知州、古文家吴汝纶主持观津书院。38岁上，范当世以一介穷儒身份应时相李鸿章邀请，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师四年之久。甲午战争后辞馆南归，曾任东渐书院山长，此后，抱疾与张謇等一道致力兴办家乡教育，并为之撰写了多篇鼓吹教育改革的精辟论文。范当世在中国控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活动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既有关心国家大事、不满黑暗吏治、仇恨异邦侵凌、同情劳动人民的力作，也有表达文学见解、阐发生活哲理、眷怀亲人、寄证诗友的佳篇，意境恢宏炽烈，风格旷荡遒健，在同光体诗人中独树一帜。其散文追求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冲澹含蓄的意境，是晚期桐城派在江苏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大都收在《范伯子诗文集》中（其中诗19卷、文12卷）。作为通州范氏的第九代诗人，范当世还自20岁开始，历时20年，把自太蒙公范凤翼以下历代祖先的残存诗稿精编成为《通州范氏诗钞》四卷519篇。当世弟钟、铠，皆负文名，世称通州三范。范当世对家乡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他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深刻思想及其辛勤实践上。作为封建教育的过来人，他深知八股取士制度对人才摧残之烈，在中年时代就明确摒弃科举制度，至晚年迭遭戊戌、甲午、庚子之变，更是奋而批判自己早年热心从事的古文创作和教学活动，转向寻求教育救国之路。他35岁上决意不参加进士考试，挚友吴汝纶、岳父姚慕庭、甚至时相李鸿章等多方劝说，也不改初衷。光绪十九年，他在给张佩纶（李鸿章女婿）的信中说：“（我）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窃观今日文艺（八股文），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间所传之古学亦且必有中旷之日。”批评封建教育使“吾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暗昧之域！”明确提倡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并认为西学“合乎天理，周夫人事”，“文虽过俚，但格致家言，有足观焉。”光绪二十八年，张謇、范当世、张师江、孙宝书等人呈请两江总督设立高等小学校，当世抱疾与张师江主持筹建工作，同时积极酝酿利用盐义废仓创办公立中学校（今南通中学前身）。他往来于江苏各地借鉴办学经验，并曾向来宁考察学务的日本人嘉纳治五郎虚心请教，顶住了封建遗老遗少的百般干扰，呕心沥血为办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在《通州小学堂（今实验小学前身）宗旨》中，他对办学思想、指导大纲，发展方向乃至课程设置均作了科学、合理的明确规定。他写道：“争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为而必出于学？曰：此其先务也。兵且有兵学焉，富且有农工商之各学焉，自今无一事可以不学。”“立国必资乎人才，而培才当始于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国，而变国莫先于秀民也。凡为学堂之大纲有三，智育、体育、德育是也。”在强调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表明自己的决心时说：“州虽小，乃天下之积；学堂虽小，居众学之先。自我为之，敢不重耶！”这些在当时很进步的思想和主张，今天看来也有借鉴意义。可惜天不假年，两校规模粗成，范当世于1905年竟以毁疾弃世，宏大抱负，未能充分施展。范姚夫人（范当世原配夫人吴氏早逝，续配姚蕴素，字绮云，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侄曾孙女，工诗，著有《沧海归来集》，任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十数年，人多尊称为范姚夫人）的“哀诗”说：“风雪归招爱国魂，雪光惨照泪光深，最怜第一伤心事，辜负生平教育心。”确为知音之论。

《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出版说明《中国新文学大系》为鲁迅、茅盾等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壁主编，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版。全书分为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第七集《散文二集》（郁达夫编）、第八集《诗集》（朱自清编）、第九集《戏剧集》（洪深编）、第十集《史料·索引》（阿英编）。一九八一年六月曾根据原书影印过二万套，应读者要求，二O0三年六月据原书再次影印三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