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全宋诗》计72册、3785卷，被誉为近百年来最具规模、难度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诗人数量相当于《全唐诗》的近4倍，达8900余人，诗篇的数量更多。它收录有别集传世的诗人的诗作和无别集传世的诗人散见各处的诗作，认真进行诗作的校勘、辑佚、辨伪、出处的详核，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小传的撰写，以及科学合理的编次等等。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题辞中说：“这部《全宋诗》，搜采广博，涵容繁富，名家巨制、散篇佚作全部荟萃于斯。而考订之精审，比勘之是当，亦远非《全唐诗》之所可比拟。不唯两宋诗坛之各流派各家数可藉此而探索其源流，而300余年之社会风貌、学士文人之思想感情，亦均藉此而得所反映。因此，这部书不仅是攻治宋诗以及宋代文学史者之所必须披读，亦为攻治宋史者所必须备置案头的参考读物。”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接受北京大学赠送的《全宋诗》时，由衷地感叹：“真不愧为国之瑰宝。”

谭元春，字友夏，湖广承天府竟陵县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卒于明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二七年）。举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湖北乡试第一。对自己的乡梓，谭元春在诗文中常用“景陵”“复州”“安陆州”等古地名来指称。竟陵，清康熙以后改名为景陵县，不久又改名为天门县，属安陆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天门市。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另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其诗与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齐名，号称“清初四大家”。其所倡导师的“神韵”诗论，对当时及其后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渔洋一生赋诗三千余首，《渔洋精华录》收入一千六百余首，是其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创作成就的集中代表。王士禛一生创作诗歌三千余首，分别载于其所编渔洋集、渔洋集等诸书中。本书《渔洋精华录》是在康熙三十九年编写的，全书十卷，前四卷所载古体诗，后六卷所载是今体诗，共一千六百九十四首，每首诗都附有题解、注释、集译。

本书收集了诗歌一百多篇：歌声；我的关于西藏的诗；拉萨河；拉萨河谷；春犁；听歌；舞蹈；藏刀；冻云；西藏的遐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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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春游碧水青山相隐映，芳原绿野正清明。春游不觉归来晚，满眼落花降紫藤。1979年春于武昌荆南街欣闻全家回城喜赋喜雨东风到草堂，阖家老小乐无疆。隆冬过尽春光好，也谢上苍也谢娘。1979年夏于武昌荆南街后记：后记这里收录的300多首诗作，是我20多年来生活、学习、劳动和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作品，全都是后天生活的印记，是父母、是学校、是组织、是同事、是社会的关怀、教育、勖勉之所得。他们对我付出多多，我应该向他们坦露心迹。我想，即使作品再稚嫩，即使韵律再生硬，即使“生蜜里插着蜂刺”（海涅语），他们也是不会见笑的。诗集之所以名为《梅阁诗草》，是源自于歌德的诗句“大地产生诗歌，今古由来不尽。犹如原头百草，春风一度一生。”大地——诗歌——春风——百草！我的诗草便是在梅阁风高的何家口这片热土上发萌的。我的创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970至1978年为“何家口时期”，这是我终生难忘的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于1970年辍学回乡务农。其间虽到过三线、水利工地劳动和湘鄂川3省调拨物资，但我的老家仍在何家口。我以一颗纯真的童心读完了那2900多张日历，我深深地爱着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艰苦的农村锻炼，火热的工地生活，极大地磨炼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用《牧归》、《采菱》、《野钓》、《正月即景》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抒发了我对故乡、对亲友、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而《石头怨》、《垦湖谣》、《水渠吟》，则是我对“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搞瞎指挥等倒行逆施发出的愤懑。当然，这一时期的作品也不乏流露一些佛老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情绪。我想读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毕竟只有十多岁。第二个时期是1978年参加高考至1996年，为“武汉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96年至今，为“北京时期”。这两个时期中，我抓住实习、会议、参观考察和新闻采访间隙，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巍峨的泰山、壮阔的长江、咆哮的黄河、湛蓝的大海、秀丽的东湖、险峻的三峡、神奇的登州海市、峭拔的昆明石林、莽莽苍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还有广东的翠亨村、湖南的岳阳楼、哈尔滨的太阳岛、广西的合浦珍珠，都一并注入我的墨彩笔端。祖国的人文名胜和山川的奇伟景观，极大地陶冶了我的身心情操。我似乎走进了莎士比亚所描述的那个全新的境界：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我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20多年来，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创作的题材、内容和样式亦更加广阔，除写景纪游诗外，还写了一些讽喻诗、咏物诗、论诗诗、理趣诗、遣怀诗、唱酬诗、悼亡诗等等。总的来说，作品基本严守传统的体裁、音韵和格律。在体裁上，既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近体格律诗，又有五古、七古等古体诗，还有新诗、散文诗等和少量的词，对藏头诗和三言、四言、六言诗也作了尝试。在用韵上，以“平水韵”（南宋平水人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金王文郁撰《平水新刊礼部韵略》）二书中所规定的诗韵分部为准。因我写诗纯属业余爱好，对“平水韵”的106个韵部尚未深入探研，有时在恪守同一韵部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放宽”。如上平声的“一东”与“二冬”、“十一真”与“十二文”、“十三元”与“十四寒”、“十五删”通用；下平声的“三肴”与“四豪”、“八庚”与“九青”、“十蒸”通用等。在平仄上，我认为，只要冠以“近体诗”字样，就不得失律。但个别情况下，也不拘泥于平仄，如《泰山野望》的联句“欠腰摘彩云，开口唤天风”，“彩云”的“云”字应为仄声字，但为了烘托后面“风舞孤烟尽，云开春野空”的意境，也只好不以平仄而害意了。收入这个集子的作品，除人名、地名和个别生僻的典故作了注解外，一律没有脚注，其目的是见智见仁，给读者留下想象、思考、批评的填充和发掘空间。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曹禺大师十分关心后生晚辈的文学创作。3年前，他就给我题写了书名《清淳的山溪》、《人生玉琢》，这原本是两首在全国建行35周年行庆和40周年行庆获一等奖的散文诗，经曹老提议，定为诗集山水篇、人事篇的书名，今天终于合集付梓，足以告慰曹老的在天之灵。我的父亲——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理事、复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健国老先生，不仅把我领进了诗的摇篮，而且对我的每一篇习作都给予嘉惠奖掖、评品斧正。他老人家为集子付出的心血，我将永志不忘。在诗，尤其是旧体诗走入低谷的今天，读诗赏诗的人弥足珍贵。著名诗人纪学先生、建行前辈王福穰先生、著名学者范一飞博士百忙中审订了诗稿，在许多关键处作了斧正，并题诗鼓励，情切意重，令我感受良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及武汉市各新闻单位、武汉市作家协会和建设银行总行以及各省市分行特别是湖北省分行及所属各地州县支行的有关领导和朋友们，对《梅阁诗草》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方便。李铎先生题写书名，张睦伦先生拨冗作序。李德燃、金洪戈、宋春熙、张优军、张志伟、余静波、章更生、方福华、石会文、赵忠世、房连水、孙金权、陈万斌、刘健、白建国、朱珊珊、蒋志东、王亚宁、鲁可贵、林帆、王博之、杨毓、任卫东、邹珍贵、陈二尧、李岩、石兰京、李茵、赵燕等领导、同事和诗友，也一直关心和鼓励我创作、整理诗稿，这种无私的帮助和友谊比什么都珍贵。我的作品能在《湖北农民报》、《建设银行报》、中央电视台、《中华诗词》、《经济日报》、《新闻出版报》、《金融时报》和《荆楚诗词大观》上发表，还要特别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即使再刻苦，也终难登大雅。在此，谨赋诗一首，对所有幕前台后为我的创作，为这本诗集的面世而操心、操劳的人们一并敬表谢忱！阳春施德惠，诗草浴东风。秋实丰收日，难忘孕育功。作者1998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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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有“并序”之例，是先说明写作的原由。原由多种，用意则一，是写有必要，并非没事找事。说明写有必要，有些篇什容易，如上至宫廷的高文典册，下至小民的来往书札，都是为办事，文先事后，无文，事多半就办不成。我的这些篇什是诗词，过时之物，办事用不着，说明写有必要就大难。大还是双料的，一是为什么要写，二是为什么想印。理想的理由是写得好，因而，冠冕的，可以供人欣赏，甚至助人学，不冠冕的，自己由这冷清的角落捞点荣誉。可惜这理想是幻想；事实是，自己确信，所写仍是吾家的传统，打油，拿出去就难免贻笑大方之家。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还想印呢？我觉得，诗词的形式，至少是表达某些“欲说还休”的情意，更合用，于是就效昔人之颦，也写。写是法定的自由，估计必可以说服人。以下说想印就难了。只是为看着方便，依一般选本之例，以类为序。诗在前，词在后。诗，古体在前，近体在后。无论诗词，都是篇幅短的在前，长的在后。次韵、集句之类，因不完全由己，更在后。类、体、短长都相同的，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封面及书脊题名：苏轼词。

本书收录的诗歌不一定对所有读者都具有过目难忘的魅力，然而它们都是有真切感受、有鲜明个性的精练之作。愿广大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美好的精神享受并体会到这种文体的蓬勃生命力，愿年轻一代的诗歌作者能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创作经验并坚定自已的创作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