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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庆祝和纪念“97”——这一全球关注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为表达大陆同胞对香港同胞返回祖国在家庭的热忱和香港同胞对回归家园的诚挚心意，我们和香港作家出版社联合隆重推出香港——紫荆花书系。本套书精选香港著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本，第一辑十本。

我写诗，很简单。开始时无非读过一本《唐诗三百首》，还平仄不分，也经常走韵。中学生时代，偷懒，写什么论、什么说，总得要好几百字、上千字，为着应付语文教员，简单的一首诗，五绝不过二十个字，七绝不过二十八个字，五言律不过四十个字，七言律也不过五十六个字。有时候居然来一点灵感，写出来还真像一首诗。这就很容易在语文教员眼皮底下得到。 实际上，对于诗，我从没有去研究过，根本不懂什么初唐、晚唐，唐诗、宋词这些内容和派别。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写过一些新诗，后来连新诗也不写了。但偶尔也写过几首旧诗，我大量写诗，不，写词，更多的是写词，是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我记得一九四一年旧历除夕的时候，我在桂林写了一首《绛都春》，无头无尾的寄给在重庆的郭老。他一看就猜到是我写的，于是重庆的同志们都知道我安全的从皖南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写词写得很顺手。从桂林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盐城，从盐城到泗阳，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写了不少词，当然偶尔也写几首诗。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又不大动笔了。 拿诗来说，从最古老的《诗经*到清朝末年的同光体.我实在是一不接触，二不了解，三不研究。但在大学期间，我却读了不少的宋词。跟对诗一样，我亦不大懂，可是两者比较起来，我对词的兴趣，要比对诗的兴趣大得多。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不写什么词了，但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从《花间集》起，买了两三千本词，不少还是善本。并且，在那个上面，我也用了一点功。我写的这些词、这些诗曾经抄在一个本子上，取名《击楫集》，渡江之意耳。 文革中，怕惹麻烦，就把它烧掉了。现在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一些诗，作为本集的前部分都是同志们帮忙从各方面搜集弄来的，真可算是零缣断简了。只有游庐山、瑞金、井冈山那几十首是完整的，因为除了转抄在那个钞本上以外，又印了一个油印本。钞本是烧了，油印本还留在某些同志手中，文革以后，他们就又送还给我。游黄山也有二三十首，没有油印过，东找西找，也只找出了三首。现在来看，这里面恐怕算不上有什么发牢骚的东西，也找不出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西。但很奇怪，就是这几首游庐山的诗，确实变成了文革中斗批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靶子。竟然说那首咏牯岭小市的诗是提倡资本主义，那首咏罗汉画像的诗是信仰阿弥陀佛。所以，挥挥手，把那个钞本烧掉了。现在想起来，虽不无追悔之情，可当时这么一烧，却省心省事，消灭了一些文字上的罪证，使他们无所藉口。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没有写诗的环境。一九七三年以后到现在，凭山临水，感事怀人，又写下了一些东西，词不过两首，其它都是诗。现在就作为这个集子的后半部。当然也把不怎么样的几首删去了。写诗，不管对不对题，大都是一些七绝，仍然采取偷懒的办法，因为，写词麻烦，写律诗也麻烦。作为一本诗集，差不多都是的绝句，也未免太单调了。那个钞本的《击楫集》已付之一炬。这个小集子，我不想再烧掉它了。没有别的什么名字好取，就让这个《击楫集》从烈火中再生吧。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本书为其中之一。主要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并着力于探讨了诗艺与相应诗歌观念的历史嬗变。这部《中国现代诗歌史论》，不同于史述性诗史，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本书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中国新诗七十年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作哲学一美学的反思，力图概括其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并为解决今天面临的重大诗学问题，作鉴往知来式的美学评述。故，这应是一部以新诗历史为对象的诗学理论，同时，又应从中呈现由重要诗人、诗派和诗潮汇成的历史基本轮廓和特征，因而又可视为一种诗歌史。这就决定了，本书的总体结构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论辨史，因史生论，就史立说。因而，需要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对新诗七十年全部历史的熟悉、研究和准确把握。二是较为科学的诗学理论框架所构成的新诗观念。

把一百年的诗情都浓缩到这里来，编者在做这个工作时，既自信又不安。自信出自对中国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不安则由于感到了个人的视点所拥有的局限性。所有的选家都是无情的“杀手”。他的工作是遴选，而遴选的前提乃是淘汰。选家在进行他的“建设性”的工作之先，便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据此也可说，他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有人入选，就有人落选，表面看来，这里存在着肯定或否定，但很难说这一切是绝对的。艺术价值的衡量和判定可以有多方面的切入。而许的择取，由于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则呈现出更为繁复，也更为灵活的多种可能。更何况，当今人们的审美观正趋向多元化。不仅读者，包括选家在内，都有着重点不一致。甚至极具差异性的规约和标准。一百年诗的星空，把充裕的空间让给了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诗。而作为被替代的用文言文写作的旧体诗，它们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际会中也曾经有过最后的辉煌，但这却长期受到了忽视。龚自珍无疑是封建末世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但因为他的年代超出了本书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入选。但是，从黄遵宪到苏曼殊，及于柳亚子和于右任，一批用传统方式寄托情怀的诗人，依然展示了这一诗体持久的魅力。新体和旧体在一个选本并存和交相辉映，乃是本书一大特色。一百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多变，给诗歌充填了过多的社会性内涵，尽管读者由此可以辨认出诗歌产生进代的浓重的投影，但编者仍然竭力在选诗中剔除那些有损诗意之纯粹性的因素，而保存真实的诗美承传。这是一种夹缝中的挣扎，不敢侈言成功，但的确为此付出心力。编者历来倡导独立的诗性原则，追求艺术的完美与纯净。同时也坚定地相信：诗人讲述的总是当代的声音，正因为它真切地传达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灵魂的颤栗与呼唤，他于是成为永恒。脱离了现实的关怀而追求久远，总是一种虚幻。虚幻并不是想象和幻想的同义语。在变得越来越抽象的诗美原则中，本书编者依然坚守如下的信念（而且相信这些信念将永不过时）：基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对于土地和公众命运的关切；丰沛的人生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聚合；充分的现实感和历史深度的交汇。当然，这一切的表达应当是诗性的，它断然拒绝一切非诗倾向的侵入与取代。一旦那些倾向进入了创作，便是诗的灾难。

中国诗歌会是我国三十年代一个有影响的群众性的诗歌团体，是一个在诗歌史、文学史上值得研究并占有相当地位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文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在短短四年的时间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这些诗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其影响达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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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根本命题在后现代主义面前受到了挑战，如果回避就意味着失败，面对后现代主义如此严重的挑战，我们只能进行认真的研究，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回答实践当中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