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齐家的这种开放思维又是他“文学论”的基础。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皆诗也”，只学习王羲之、杜甫者并不优秀，应该广泛学习古今更多文人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朴齐家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当时他的诗文和其他“四家”诗文一道在中国刊行并扬名于中国文保间。虽说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他的文学天赋，但又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以开放思维为根基的朴齐家的思想，如果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得以充分实现的话，那么也有可能免遭其后所受的诸多灾难。他曾主张在和平时期应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追求国富兵强，防患于未然。当然朴齐家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但是后人吸取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作为时代的先驱朴齐家的思维方式对今人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诗歌不可能是热闹的事来，本“年选”的目光也主要关注那些情动于中、有话要说，而又尊重诗歌说话方式的作品。在上世纪开始的社会转型中，经济、商业和网络传播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与态度。有许多和生活与时俱时的诗人，也有试图用自己微小而不屈的坚持挽留一些美好价值，体现人类思维、感受力和语言力的诗人。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不少诗人把想像的触须伸入到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此类作品每章的“年选”都有所注意，今年也借“前言”作一些初步的梳理。但我们想强调的是，正如诗意不等于诗，题材和主题的重要性也不完全等于诗歌的重要性。

《朝花夕拾：三乐诗词》选录了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朝花夕拾》结集中的一些精彩文章，是“回忆的记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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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自古及今，人们无不崇敬英雄，歌颂英雄。因为，每个英雄人物都有其感动后人、激励后人、启示后人的事迹，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掩蔽其耀眼的光芒。英雄人物不仅彪炳史册，而且永远活在文学作品之中，歌颂英雄的诗章永远熠熠生辉。而诗人之眼，往往发常人所未发；诗家之论，又可补史论之不足。本书尽量将一些英雄人物一生中光彩照人的部分展现出来，同时将歌颂英雄的优美诗章穿插其中，使之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读读这些英雄的事迹和这些优美的诗章，能使我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能使我们的审美情趣更为丰赡。本书所选的人物基本上是历史上公认的英雄。当然，对个别人物，人们可能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无完人，历史人物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春秋责备贤者，今人可不应苛求前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也是珍爱自己英雄的民族。本书尽可能选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代表性人物，选录著名诗人的优美诗作，写成一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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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罕哈冉惠传》在蒙古英雄史诗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至今学界看法不尽一致，有必要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关于《罕哈冉惠传》这部史诗产生的时代，目前学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它当属于较晚的蒙古史诗，具体地说，是后人改变古老史诗，而产生的后期史诗。这种结论颇具影响力且值得研究。要谈论《罕哈冉惠传》产生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先将它放到世界史诗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察，然后再试对其产生的时代做出较为科学的推断。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蒙古英雄史诗是世界史诗中的一部分，它就不应游离于世界史诗之外而孤立存在。

《桐荫漫兴》作者有志于翰墨书香领域，有缘认识冯先生，深为先生之文人风骨而感动，遂应杂志之邀作了小文，以配图片报道，不枉对师的一份敬仰之心。先生一生成就斐然，从事学术研究：在1949-1999年中央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共和国50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研讨会’”中，其所著《冯济泉书法集》一书评为一等奖。所著《朝花集》、《澹园文稿》、《桐荫漫兴》早已出版。文著《论孔子思想学派及其儒家学说》、《试论汉魏六朝的选官用人》、《论赋体文学的发展衍变》、《所谓文起八代》、《所谓为书之道》、《中国书法史论》近百篇论文发表。合编有《文房四宝古今谈》、《当代贵州诗词选》、《历代爱国诗词》注释，对其师吴道安所著《郑子尹年谱》注释，长期从事整理、点校、编纂工作。多次参加海内外重大书画展览，获特等、一等荣誉金奖。其作品被国内19个城市举办过个人书法展和文化艺术等学术交流。作品及传略入编《东方之子》、《中华英杰》、《世界当代书法篆刻家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墨宝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现代书法》、《世界文化名人辞典》、《中国大文化英才传略会典》、《中国古今书法家辞典》、《天下名人研究》等辞书和典籍中。最近经中原书画研究院、中原书画报推荐报中国文联批准为《海峡两岸德艺双馨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艺术家》称号。经世界方化研究中心与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等单位组织国际评委评审，确定为国际荣誉金奖，享有“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值得晚辈须勤于劳作，锐意进取矣！

本书是作者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一些感悟。作者把研究社会文化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感情和体会倾注于纸上，凝聚成一篇篇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的随笔，极富启发意义。这本书随笔集取名“梧桐三味”，用的是其中一篇的名字，这篇随笔讲的是章士钊一生“三变”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也自然分成三个部分，以吻合于书名昭示的节奏。第一部分多是一些近代人物的趣事，笔者试图涵咏其于境遇之中，读出一种另类的含义，以区别于一般流行的怀旧逸事，还有一些文章则谈及的是近代文化现象如何在现实中被各种因素重构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怎样从思想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儒学，以及人类学方法的渗透对历史学变革所造成的启迪与局限。最后一部分可能稍显枯燥，谈了一些史学变革的理论问题及最近的研究想法。

在中国诗学的论域，除了出版过几本专著之外，这是我的第一个选集[1]。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长，旨趣却无大的变化，其中关注的重心依然是：诗与思想的相通。我一直认为，中国诗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高表现，是中国人文精神至美之花。我这个观点与一些朋友同事不大一样，他们更多地从文艺学、或史料文献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从文艺学与文献学的方面，进入中国诗的研究，确是十分基本重要的工作，我绝不反对。我只是更要补充一个观照的维度，即中国文化心灵的维度。我相信，中国诗无论有多少复杂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历史的形态，其背后总有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我称之为“中国文化心灵”。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时代的诗学，其实也是探索了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早期酝育过程。尤其是如何经由宗教心灵而人文心灵的创造，又如何回应礼乐崩坏的危机。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与唐宋一些诗学问题，看似片断零碎，其实也是着眼于唐宋诗型的文化意味，着眼于一个较大的文化诗学逻辑：唐宋诗学之转，是如何由一种浪漫高华的诗学，中间经过中晚唐文化危机的激荡，终归于人文心灵的重建。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体及其嗣响。时代社会发展的耀眼光芒，会将人文历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来。诗的文艺性的发展，就会滑向熟与俗。药俗祛熟，就是诗的人文性。同光体的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后是一个悠久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的尊严。而“以文字为诗”其实才是中国诗的大关键，“以文字为诗”的传统并没有复活，导致中国现代诗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整个躺在纸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情感、思想与诗的关系。宋诗派无疑更重思与诗。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已经讲得很好：“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陈寅恪在另一处亦讲：“士之读书治学，盖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有情而无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以上三章的内容，涉及三个大的时代，秦汉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国）之交。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即国族文化最感性的心灵，如何回应时代的危机。诗与思想的关联，由此而成一个学理的系统。然而作者学思历程与时代的痛痒相关，也由此而显露。二十世纪一件大事，正是中国诗（中国文化、中国士的象征）由摧残而毁灭、而渐渐复苏的时代，有多少云天苍凉、多少惊心动魄。第三章所以多论及陈寅恪的诗学，其背景正此一象征意义。诗学研读，于此获取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时代的人间情怀，又获取了历史人文的骨力与诗性心灵的浸润。这样来自历史深处，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识，就是我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即中国诗性在危机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心灵的崇高与优美、挣扎与再生，都是题中之义。在最后一章里，还涉及到一些通论。有学生问，这里的工作其实非常具有“文化诗学”的意义，为什么我不用“文化诗学”这样的题目？我了解“文化诗学”是中国当代文艺学一个重要的创意，是关于与历史文化观相结合的一种文学理论的新论说。这种文艺学的特点是：关心对于文学、历史和文化的整体的、综合的观照，这种观照又有着相当浓厚的诗性色彩；同时，又不同于传统所谓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而是更富于个人意味的一种文论。对此我乐观其成。这样一种能够通杭于文学与思想之间的理论之筏，我也愿以自己的特色加盟。但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意识的基本缺席。[2]我以为，文化诗学主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是：第一，文论的阐释力，如何与史论和哲学一样大，而又不失其文论的特性。第二，文论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如何重建文论的中国性？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透过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阐释，来张扬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文论。力图通过诗与文化意识的互动式观照，得到一种新的美学图景。本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考订者与叙述者，而喜作发挥。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学界同行的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