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构筑5000年文明史重要支柱之一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作家众多，作品浩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努力继承这份丰厚的文学遗产，对繁荣今天及将来的文学艺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加速民族振兴与经济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由于历史发展和语言变革的原因，对一般读者来说。古代文学的阅读、研习不是一件易事，众多文集难以遍寻，文字障碍颇难扫除，风格内蕴难于深究。为了给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提供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方便，并使阅读具有广泛性、系统性，我们构拟了这套{中国古代文学助读丛书》，分辑陆续出版。丛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诗歌，第二辑为散文，第三辑为短篇小说。每辑中依题材分册。共20余册。本丛书在写作上有所创新。除通常的字、词、典故的诠释．还有一项“评点”，即针对原作的突出特点，作纵横恣肆的点评，不求面面俱到，力求评出新意，力避平平淡淡、不关痛痒，希冀读者在读完原作及注释后，品尝评点文字，能有一些另外的收获，或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本爱情诗歌选集，除了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能给人以某种启迪外，也考虑到它的普及性，所收集的300首爱情诗，大多数为广大读者较熟悉的名家名篇，也有一些小诗人的爱情佳作。每首诗后有浅显的注释和短小的随感式评点，以帮助读者对诗意的领会。

咏物诗从本质上说就是抒情诗，只不过它是通过咏物的方式来达到抒情的目的而已。咏物诗抒发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核心是表现中国古代的文人对才能和道德品质的思考与感叹。因此，在咏物诗中我们看到最多的主题是：一、表达希望发挥才能的愿望。中国古代的文人几乎都以才士自命，认为自己就是那种经天纬地的将相之才。而且他们只抱着一种价值观，那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进入官场·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这种强烈的参政意识决定了他们多数人都不甘寂寞、平庸。于是他们便通过咏物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愿望。在鲍照的《山行见孤桐》中，我们看到了“幸愿见雕斫，为君堂上琴”的渴望；在石延年的《古松》中，我们听到了“报言帝室抡材者，便成明堂一柱看”的呐喊；在自居易的《杏园中枣树》中，我们香到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指枣树）”的呼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于借物言志既可以明确地传达思想，又使思想的表达变得更加委婉，咏物诗就更受文人偏爱了。二、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由于绝大多数文人都自命不凡，以才士自命，都想挤进官场实现自己安邦定国的梦想，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帝王所需要的官僚人数与想要做官的人数总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矛盾状态，再加上铨选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文人自身的弱点等因素的影响，就势必造成许多文人无法进入官场，或者进入官场后也得不到重用，这就使文人们产生了广泛的怀才不遇之感。表现这种感情是咏物诗最普遍的主题。杜甫的《古柏行》、韩愈的《榴花》等是直接表现这种感情的代表。而有些诗，例如吴均的《行路难》、李白的《树中草》等，则是在感叹人生荣枯中曲折地表现这种感情。三、表现因才惹祸的感叹。由于官场政治斗争的复杂，许多文人进入官场后，成了别人的嫉妒对象，往往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纷纷中箭落马。于是便有了因才惹祸、才高见嫉的感叹。例如诗人们在写到鹦鹉的时候，大多是从这个角度着笔的，因为笼中的鹦鹉与官场中的文人实在是太相似了。陈子昂在《感遇》中叹息的“多材信为累”，欧阳修在《鹦鹉螺》中感叹的“负材自累遭刳肠，匹夫怀璧古所伤”，可以说是这种感情最直截了当的表现。四、对高洁情怀的自述与追求。中国的古人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甚至把“修身”摆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因此，强调道德品质就成了咏物诗最普遍的主题。梅花诗的兴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为什么梅花在宋代会成为咏物诗的主要题材呢？就是因为历史发展到宋代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崇尚气节成了普遍风气，而梅花能傲雪凌霜，迎寒开放，因而被宋人认为是“花中气节最高坚”，从而成了宋人理想人格的象征。通观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发展，那些被诗人们吟咏最多的自然物往往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出高洁情怀、崇高的道德人格的自然物，如松、竹、梅、菊、莲等。诗人们反复吟咏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自然物，一方面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同时也是寄托自己的理想。从屈原的《橘颂》开始，一直到清末秋瑾的《秋海棠》，高扬道德人格始终是咏物诗的主旋律。

《古代山水田园诗精选点评》介绍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悠久历史，作家众多、作品浩如烟海。选诗时尽量联系山水田园诗发展的历史为顺序，做到各个时期都有好作品入选，并适当偏重于名家、大家，顾及流派，虽入选仅280余首，可谓沧海一粟，但全面反映了中国山水园诗的整体面貌。适合中学生阅读，也可作为家长教师参考使用。

本书是“国学丛书”之一，是作者这套评译系列的第三本。

词学极盛于两宋，读宋人词当于体格、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清嘉庆间，张惠言校录《词选》，所选宋词只六十八首，且不录柳永及吴文英两家。是其所选，诚不免既狭且偏。彊村先生兹选，量既较多，而内容主旨以浑成为归，亦较精辟。

早在本世纪初，以蒋黼，刘师培、罗裱玉等为代表的敦煌学家，已经开始重视敦煌遗书内保存的某些《文选》赋类作品的残卷，或率先撰术序跋，或迻録影印，或比勘考证，使湮没已久的唐人写本《文选》赋篇又复重显于世。《敦煌赋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校记》。校勘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备具众本，在此基础上，还应明通文字、训话、音韵之学。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在目前浮世嚣尘之中，己日难见。《敦煌赋汇》则潜力静心，广搜校本，博采众言，使《校记》部分精详周备，蔚然可观。以王仲宣《登楼赋》为例。该赋以伯3480为原木，参照的刊本、校本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文选》（简称文选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宋刻六臣注本《文选》（简称丛刊本）、《艺文类聚》卷63所载本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简称类聚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二名家集》（简称张本）、严可均《全三国文》（简称严本）、陈祚龙《敦煌写本觏证》（《大陆杂志》第21卷第5期，简称陈校）、饶宗颐《敦煌本觏证》（《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敦煌写本重研》（《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简称饶本）。连敦煌原卷，共有八个校本，可谓“值本即校”，据此校理覆定，实为备细。

宋代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和发展。比之唐诗，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背景下，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炽热、深沉。在艺术风格上，宋诗逐渐向思理、显露、精细方面发展，有多议论、多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一般说来，宋代诗人都很重视学习唐人，有的偏重模仿，而更多的是力求在学习中创新，形成了争奇斗艳，推陈出新的格局。因此，宋诗流派众多，各种流派之中也常有发展演变，诗歌的风格也因之丰富多样，杰出的诗人，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宋诗的数量之大，作者之多远超唐代。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全宋诗（18）》所收各家诗，无论绿自别集，抑或辑自他书，均详注出处。凡旧籍中一诗互见数人集中或名下而难以确定归属者，一律重收，各于题下互注又见。凡可确证系他人之诗而误收或误题者，则移入存目，并说明原由。

《屈原集校注》（套装全2册）是校注本，屈原在九章抽思中说“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说明他的有些辞作本为“献诗陈志”而作，并不限于个人抒发感情。史记列傅说屈原“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下面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道一事实也说明屈原辞谁多有违碍之言，但在当时却并不保密，而是在社会上有所流传的。又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　有宋主、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进一步证明了屈原辞流传的社会性。可以想见，屈辞在楚国人士中的影响是不小的；至于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既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当然更会致力于屈辞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傅习。另外，还应充分估计到屈原辞通过民间渠道流传于后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