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宋词鉴赏辞典》是一部面向广大中学生的宋词阅读鉴赏类工具书，同时也供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宋词时使用。共收录两宋126位词人的309首作品。全书按作者作品的年代先后排列，以每首词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分6个部分：原词、注释、鉴赏、相关链接、阅读拓展、名句，书后附首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名句首字汉语拼音索引，共计64万字。

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当代人与古代诗文愈来愈远，愈来愈隔膜，少见多怪是必然的，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缺乏精雕细琢的氛围，努力排除功利困扰的训释实践，也不可避免郢书燕说。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密切关注动态、解决出现的问题，这是训诂学者新世纪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本书从时代性原则、社会性原则、排比材料推求词义、语法的制约作用、文献语义的准确理解、训释不同何去何从、于不合情理处发疑、不为成说所囿、异文有利亦有弊、对仗对文有误区、戒片面拘泥、文化习俗有助训诂、考古成果的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的规范使用等14个方面，对古诗文词义训释有所指导，试图强化词义训释的学术规范，阻遏穿凿附会、少见多怪倾向，防止以讹传讹。

本套崭新的书系体现了编注者的三大构想：让中学生朋友们共享同龄人的精神资源，增加同学们的情感和思想积累，倡导一种语文观念，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学习者与社会的关系。本书系的编注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关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建设。读书重在自己的体悟和思索。把自己积累的知识连成一片，互相启发，这种被钱钟书先生提倡的“打通”的方法非常重要。本书作者李元洛先生学识渊博，古今中外随手拈来，又兼风趣幽默，能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字的精致奥妙，让我们真正地体验到语文学习的精髓，并能让我们轻松自如的应付相关知识的考试。 在作者李元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走上宋词（唐诗）之旅，留连于亭台之上，徜徉于山水之间，听金戈铁马，看江山如画，你会发现宋词（唐诗），远不止你想象的那样。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诗经》的创作，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相传周王室有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诗经》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全书系孔子所删定。《诗经》经秦火后，至汉复传；传诗者共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四家解诗，多有不同。自东汉郑玄因《毛传》（原名《故训传》）作笺后，学《毛诗》的渐多，以后其他三家逐渐衰废，而且先后亡佚了。现在的《诗经》就是毛亨所传的。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诗经》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具有丰富的词汇，尤其在研究上古音韵方面，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不仅在十五国风中大量地反映出来，就是《雅》《颂》部分，也由于文学形象，每每大于作家的思想，尽管作者是以他的阶级意识去表达他的主观意图，但内容上还是要反映出客观现实来的。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楚辞所提出的，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中华传统节日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壮丽画卷，寓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我国古代诗词中，与节日有关的作品数量可观，佳作迭现。这些古代诗词以其独特的形式记载了节日习俗的特点，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过这些传统节日时的情形和心情，充分发掘了传统节日的意义，给传统节日更为丰富的人文情感，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内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爆竹声中一岁除”（王安石《元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等节日名句更是家喻户晓。最近的语文高考也对传统节日诗词予以充分的关注。我国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是灿烂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弘扬民族精神，推动传统节日教育，编者们编写了《中华传统节日诗词故事》，其中包括历代节日诗词94首，并介绍了与节日诗词有关的诗词故事，包括节日风俗、诗话词话和文人轶事等。为拓展传统节日诗词的内容，编者们还选编了76首节日诗词名篇，加上注释，作为附录，共170首。

《山月不知心里事（漫漫古典情）》轻轻巧巧地挠你的心房，带你走进一场真实的穿越。宋朝，像那座烟水迷离的金陵旧城，美丽与哀愁并生着。多少帝王的玉砌雕栏在那段历史的风雨中灰飞烟灭，如光束中飞舞的无数尘埃，无处存留，只是静寂。而那些笙鹤瑶天般的浅酌低吟，那暮霭沉沉的烟波中的一叶扁舟，那一双为你拭去清泪的红酥手，那夜静人空的庭院深处吐出的深深叹息，是一封封未被投递的旧信，渗透着彼时的潋滟春阳，穿越时空留下了温柔黯淡的只言片语。它们被时光打磨得更加鲜亮，让我们在旧时的晓风残月中，在那些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夜晚，在泪迹斑斑的青衫上，在执手相看的眼眸中，找到了永恒。宋朝那风雨中颠簸的历史，写在了宋代词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各异的心绪感受中。这些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动的韵律，带我们阅读那场情牵梦绕的旧年叙事。安慰我们心灵和眼睛的是吟魂离魄的款款深情，是节令风物兴发的人生感怀，是颠沛现实中的自我消解，是幽寂疏离的故国之思，是王朝兴替的忧患情怀，是放情寰宇的自然性灵……“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那些旧事，是历史，是词史，更是心史。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诗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父范雩，宣和五年进士，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为秘书省正字，终秘书郎；母蔡氏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范成大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遍阅经史，善为文章。17岁时，曾应诏赴礼部献赋颂。次年，父亲病故，他抚养弟妹，直到妹嫁，才重操学业，专意科举。后在昆山荐严寺随乐备学习，并加入他们的诗社。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起，任徽州司户参军，后得洪适的举荐，被召人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历任馆职。孝宗乾道二年（1166）升吏部员外郎，因言者论其越级提升，被免职还乡。

人们谈及唐诗，首先要谈到盛唐。那短暂的半个世纪，竟是那样万象含蕴，诗情激荡；扬翊风骚，群彦汪洋！盛唐诗人们用“神秀声律，灿然大备”的创作，造就了一个再也无法复制的诗学奇迹。后人曾提出“三元”说，标举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之关捩，其实每一位诗歌道路上的后来者，心中都深知“开元”一一“开天”乃关捩之关捩，高峰之高峰。因为有了“开元”所标志的盛唐，元嘉和元祐才有了并称、比较和言说的意义，中国诗歌史才有了最瑰奇博丽的一章。对于盛唐，我们当然应当记住李白、记住杜甫，记住王维……但是如果没有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裴迪、崔颢、常建等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相并驾、相羽翼，那么盛唐的天空就未免过于星斗疏寥了。在这一盛世作家队伍中，王昌龄是一个相当具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人。王昌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侠客，他以“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塞下曲》）自诫，并与其相区别。但“侠”，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英雄气质，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因此，他的诗篇中有了相当数量的反映边塞生活的内容。“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塞下曲》）；“闻有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诗行中的豪迈气概，今天仍能激励着人们以身许国，用男儿热血铸造安边长城。可以说，盛唐的边塞诗在历代边塞诗中最精神饱满，气骨遒劲，众美皆备，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如果抽去了王昌龄的此类作品，“盛唐边塞诗派”必将失去最有力的支撑，这类题材也将失去许多光彩。王昌龄的送别赠答诗留下了不少广为传诵的诗篇，最著名的是“寒雨连天夜人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一首。在这样的作品中没有应酬的俗气，没有仪式的客套，读之如饮醇醪，真味无穷。它所证明的是，真正的好作品，除了语言结构等艺术表达方面的要素外，更重要的是情感要素。那种与自身遭际相关联的、情感真纯度高的作品，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虚伪的情感、仪式化的应酬，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包装，拆开来一看，非赝即次，肯定不入流品，何谈流传人口呢？。在女性情感表现方面，唐代诗人最善于代言者中一定会赫然列上王昌龄的名字。读他这一类作品，人们最为叹绝的是对女性心理的表现。闺中少妇在春华初发时，“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是青春心潮的激动；离人在月夜鸣筝，“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青楼曲》），是久别征人的深自哀怨；西宫嫔妃在失宠后仍然“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西宫秋怨》），乃失望时尚非完全绝望；至于“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则嫉他人之承欢，见自身之失宠，“不言怨而怨尤深”。注重在心理层面上表现，诗人的笔触就深入了一层，也就能获得含蓄婉曲的艺术效果。王昌龄在盛唐诗坛大有声名，后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以七言绝句见重于时”，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是偏颇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王昌龄同时代人殷墦在《河岳英灵集》中盛赞其诗“声峻”，并列举了数十句“惊耳骇目”的诗，竟没有什么七言绝句。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人和今人在诗学审美与价值评判上的差别很大，二是我们对王昌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纳兰性德的创作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初期，对纳兰性德《饮水词》的研究和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都很显赫。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符合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时代思潮，所以“兰学”、“红学”被尊为两大“显学”。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关于纳兰性德的研究基本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纳兰性德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范围还主要集中在他的词上，对诗、文、赋较少关注。为了中华灿烂文化的传承，为了进一步开创“兰学”研究的新局面，必须把“兰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纳兰性德的全部作品，对其进行文学、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全方位审视，深入探讨其创作的深层魅力与价值之所在。我们相信，对纳兰性德文学与文化情韵的研究，对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将产生积极的影响。